《二十四孝》古今谈之五

《二十四孝》中的败笔

作者:纪晓辉

《二十四孝》自元代成书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它为中国孝道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全面普及，以及将孝文化从神坛上走向民间，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同时，《二十四孝》用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讲故事方式，将高深孝道哲学融入了寻常故事情节当中，这样的创作与宣传手法，新颖别致、别具一格，千百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它是一种颇为成功的文化尝试。在举手投足之间《二十四孝》将中国几千年文化之精髓——孝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承与发展，可谓是功在千秋、德被后世！

但是正如俗语所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二十四孝》尽管在中国孝道德的弘扬方面功德无量，但也并非是一部十全十美的作品。毫无瑕疵的作品只存在于理想当中，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二十四孝》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其中的一些立场、观点、方法大有可商榷讨论之处，有些甚至于是明显谬误，其错误论调自成书之日起，近七百年来，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在今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复兴之即，如果不加甄别、不加分析囫囵吞枣式的全面继承，对当今社会是极其有害的。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应当是，在充分研究分析原作的基础之上，借鉴传统文化当中的优秀基因，剔除其中的不良因子，古为今用的加以传播弘扬，才是当今进行孝文化宣传的唯一正确途径。与此同时，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由之路。那么《二十四孝》中不足之处或者说败笔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当今社会中，孝道文化已从封建时代的道德神坛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降为近似于尴尬的境地。社会上部分人对待“孝道”，采取了冷落、排斥、抵制，甚至于是抵毁的态度。我曾经看到当代某位人士竟然将《二十四孝》，等同于文盲老太太吓唬不听话的孩子用的故事来评价。很明显这位仁兄从来没有真正的读过，更谈不到认识与研究过《二十四孝》，否则不会说出这样不负责的话来。形成当前这种《二十四孝》认知混乱局面的原因极其复杂，它的确是与前一段特殊历史时期背景下，我们不分清红皂白将传统文化不分香臭，一股脑儿扫进历史垃圾堆有关，但不戴有色眼镜，客观评价《二十四孝》瑕瑜，不容否认的是《二十四孝》中的确宣扬的一些与今天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论点，这也是助长评价《二十四孝》谬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确的认识《二十四孝》中负面的东西，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评判与取舍，才能使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推进孝道文化、孝义道德的继承上有的放矢，同时也能够批驳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关于孝道文化的不实之词，还《二十四孝》一个本来面目。

概括起来《二十四孝》中最主要的败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神灵感应说

在郭居敬版《全相二十四孝诗》中孝子贤孙，因为尽孝成绩突出而感动了上天、神灵，从而得到神助的荒唐描写比比皆是。必须承认，这样的神异说法，在《二十四孝》成书的年代（公元十三世纪）是一种颇为有说服力的说教，是当时的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评判，一则，孝子的孝行感动天地得到神灵庇护，就如同个人工作业绩突出，被单位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一样，是理所当然获得的公正评价，是一个孝子应该得到的荣誉和奖赏。再者，孝子得神助也是《孝经》中“显于父母”的孝道精神所提倡的一种孝行。在当时是完全被社会所接受的正能量，而社会上广大在孝道上的践行者，因为孝行可通神达灵的诱惑，也觉得奋斗目标更清晰了，会倍受鼓舞和激励，神话色彩有效的促进了全社会尽孝事业的全面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绝对不能用今天“无神论”的观点加以指责批判。但时过境迁，如今，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大环境下，神灵对中华民族人民大众的感召力、诱惑力及其在人们中间显示出的神奇法力已经降低到了近于被嘲笑挖苦的地步，用孝子言行感动得“大象帮助耕地，飞鸟帮助播种”（《孝感动天》）；让一个木头偶像能够与人交流，还能眼中流泪给儿媳妇告刁状（《丁兰刻木》）；神灵给予启示，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甚至于孝子能够得到仙女的爱慕（《卖身葬父》）等等。孝子孝行得到的这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处与幸运，早已经成为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在当代再也不能重放异彩了。如果我们不合时宜的仍然将其作为孝子能够得到的垂青眷顾，不仅不可能起到让人们热心于行孝事业的作用，反而，会成为人们讥讽攻击的对象。会让社会对已然对孝道不明所以、若即若离、驻足观望的广大群众，不仅不会靠近，反而会更加疏远脱离孝道。

二、不切实际地将孝子形象高大化

孝子形象的高大化、完美化，使孝子脱离了社会自然人，而成为了超人。这种描述在《二十四孝》中每一位孝子身上都能看到或多或少的影子。孝本来是民间普通人都可以做的平凡小事。但是由于宣传者为了宣传塑造的需要，而给孝子无限拔高，（不止是穿上高跟鞋，而是绑上了高跷）使其鹤立鸡群，地位介于了人神之间。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恣蚊饱血》的吴猛。本来一个心中充满孝父之心的八岁孩子，为了减少父亲蚊叮虫咬的机率，在家中没有蚊帐的情况下，而干了一点虽然没有黄继光伟大，但类似的“堵枪眼”的行动，但是这种近乎傻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一片赤诚童心。大可不必无限拔高到不可启及的高度。吴猛这件真实孝行，虽然在《二十四孝》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最终超凡入圣成为了一位长生不老的神仙。而且有意思的是，吴猛一人成仙、全家光荣，他的女儿彩鸾也因此而获得了天宫中神仙就业岗位，（有关这一故事本人曾在本网发表的解析何崇信诗词的文章是提及）。《全相二十四孝》作者郭居敬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也正是因为吴猛的仙官身份，才促成了吴猛故事编入孝道江湖英雄谱之中。这样孝子的凡人事迹，一下子成为了惊动上苍的孝行壮举，普通民众都需要仰慕了才得见了。普通民众处理自己对待父母的孝道关系时，自然将渺小的“俗己”与高大的“孝神“区分开来，言行上自然不能或曰不敢去效法，只能徘徊在“只赞叹、不学习，只听闻、不行动”的怪圈之中，永远无法超越！这样的孝子宣传，只能是理论与实际两张皮，起不到应该有的在全社会上推广普及孝文化运动的作用。

三、男尊女卑问题十分严重

这是《二十四孝》中最让今天人们所不能接受的观点。男尊女卑，是独领中国文化风骚二千年的儒家文化中最不公平、不人道、缺乏对妇女人格最起码尊重的恶俗之一，是当今社会摒弃的封建残余思想。但是在《二十四孝》成书年代，这种观点颇为盛行，在儒家独大文化氛围下，这种男尊女卑歧视性理论大行其道，残害了无数善良妇女。但是《二十四孝》的作者郭居敬对男尊女卑思想中流毒极深，非但在孝文化中没有公正的进行驳斥，反而极力宣扬，在全书中处处都能够看到这种错误论调的影子。这种错误思想在《全相二十四孝诗》全书中主要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1）在孝子孝女比例上严重失衡

纵观全书中共有二十六、七位孝子孝女，中只有孝女2人，而孝子则多达二十四、五位。特别是郭氏根据自己的好恶，将打虎杨香也搞了个变性手术，让一个孝女变为孝子，以增加孝子比重。孝女比例只占到全书7%。而孝子占比则为93%。郭居敬在这方面犯下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照顾老人的吃穿问题都是妇女打理的，在社会上多数“孝亲”行动当中，妇女发挥了比男人更大的作用。

（2）妇女形象被丑化成为了书中反面角色

妇女形象在《二十四孝》中被严重贬低及丑化。王祥、虞舜、闵子骞等人的后母，或虐待前妻之子、或谋杀儿童，而辞官寻母的朱寿昌7岁就与生母活活扯散则完全是拜恶毒的嫡母所赐。这些恶女人形象，几乎个个都是童化故事里的巫婆转世、邪恶化身，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书中赞颂的孝女比例，这很明显是罔顾历史真实的描述，带有强烈歧视妇女色彩；

（3）应该予以批判的夫权主义得到了提倡和肯定

与对待妇女的苛责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二十四孝》作者对男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那些确实存在表现行为欠佳的男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批评。比如，对于《涌泉跃鲤》中夫权思想严重，不分青红皀白，就将善良勤劳贤惠妻子休掉的姜诗，以及在《刻木奉亲》中那个神经质的极端崇敬雕像，对结发妻子置于冷宫、不闻不问，动辄休妻的丁兰，两位做事极不负责、刚愎自用不合格丈夫，郭居敬非但没有进行任何指责，反而将他们划入孝子先进行列，并且还对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做法进行了赞赏和推销；

四、宣传错误的愚孝观

孝道宣传本是对的，对生养自己的父母满怀崇敬与感恩之心是天经地义的。但这种尽孝必须要保持理性，若将其极端化、绝对化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则是非常有害的。同时，这种极端作法也是违背孔子倡导的真正的孝道文化精神的。任何孝道若以建立在侵害他人财产，剥夺他人生存权，残害他人性命的地步，这样的孝道就彻底变了质，不仅不是孝道，而且根本就是杀人犯罪。在《二十四孝》中，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个例，树立了一个极端邪恶的孝子“英模”。严格的讲，这样的尽孝极端分子，已经成为了孝文化上的“恐怖分子”，是假孝道之名而实施犯罪的孝道“暴恐”人物。这样的人物进入《二十四孝》光荣榜，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给孝道文化涂抹了一层血腥色彩，而这个坏分子就是——郭巨。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郭巨埋儿》或曰《埋儿奉母》的故事。原文是这样的：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翻译成白话文则是：汉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郭巨，家境非常贫困。他有一个三岁的男孩，母亲经常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孙子吃。郭巨对妻子说：“家里窘困不能很好地供养母亲，孩子又分享母亲的食物。不如埋掉儿子吧？儿子可以再生，母亲如果没有了是不能复有的。”妻子不敢违拒他，郭巨于是在一棵树下挖坑准备将儿子活埋，当挖到地下三尺多时，忽然看见一小坛黄金，坛子上写着字：“上天赐给孝子郭巨的，当官的不得巧取，老百姓不许侵夺。”有关这个荒唐故事，还有其他一些版本，如说，郭巨原本家道殷实富足，但其不爱财，所以将家产分给了两个兄弟，而自己独自赡养母亲，家道是因此才陷入困境的。有的说，郭巨之子并非3岁，而是刚刚出生，妻子对于郭巨的埋儿主张是很支持的，认为这是孝子应该做的义举。也有的说，郭巨埋儿的坑只挖到一尺多深，皇天就被如此高尚的孝行感动，而施以法术，让他得到了黄金，不仅全家生活富足，而且日子过得十分美满幸福。

最有意思的是，《二十四孝》的作者郭居敬，还为郭巨做了一首五言赞美诗：“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听了这个“大孝子”的“英雄事迹”，任何有正义感的人士都会十分愤慨，都会对郭巨的灭绝人伦的做法而义愤填膺，这种谋杀亲生儿子的做法，比当今到广东“弃儿墙”去弃婴者更加可恶百倍！我们除了气愤之外，又感觉到了些许滑稽。很明显将要被亲生父亲活埋的这个孩子，是年方三岁或刚刚出生并不重要，此番谋杀行径以郭巨妻子同意这样的胡编滥造细节来为恶行涂脂抹粉，也不可能改变郭巨蓄意杀人的恶劣性质，也不可能减轻其虎毒食子的天大罪责。郭巨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如何能够做出这样灭绝人伦的杀人决定。一个对亲生子如此心肠歹毒之人，能够对同样是亲人的母亲尽孝，打死也没人信！而这样一个人面兽心的人，竟然能够钻到孝子先进队伍中来，成为了千百年来被吹捧的先进典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妇女、儿童及老年人均都是社会弱者，老年人为儿女操劳一生，年老体弱多病，得到儿女的关心赡养是应该的，而婴幼儿，他们毫无生活自理能力，是完全要依靠爱他们的父母的关爱保护，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老与幼都是需要青年夫妻的赡养哺育才能生存下来的，对这二者的付出是这些青年夫妻的社会责任与人伦义务，对二者的爱根本就不应做非彼即此的“单打一”式的选择。即使是郭巨当真没有能力和客观条件来二者兼顾，他也应该采取一种相对人道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比如将儿子送到他人家去寄养，或者过继给他人，这样两位面临生存困境的亲人个体也一样可以用人道的方式保全下来。但是，郭巨采用了一种极端残忍的日寇式手段——活埋亲儿！美其名曰，为了不与母亲争夺食物，这种理由未免过于牵强，简直是强辞夺理！哺育亲子是郭巨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为了逃避责任而杀人，这样的人怎配为人父亲？

另外还有一点，郭巨“埋儿奉母”的做法，严重违背《孝经》宗旨。《孝经》中“纪孝行章第十”明确写有这样的最高指示，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在这里孔子说的十分清楚明白，孝子对父母的侍奉，在日常家居的时候，要竭尽全力对父母恭敬，在饮食生活上的奉养要保持喜悦愉快的心情去服侍。同时必须要保证使父母感到身心欢乐。父母生病时，要带着忧虑的心情去精心照料，父母去世时，要竭尽悲哀去料理后事，对已故父母长辈的祭祀，一定要严肃对待，不可有轻慢之心，亦不能乱了礼法，只有将上述五个方面的事情都做好了，才能算是一个孝子。否则只能算是忤逆之辈。从《全相二十四孝》故事郭巨的表现来看，这上述五个方面因为后三项尚未出现其表现的空间，无法进行评判，但只前二项，郭巨已严重背道而驰，做下了大不孝的举动。首先看第一点，“居则致其敬”，郭巨谋杀幼儿是背着母亲私下进行的，而且很明显违背了母亲的意志，做有违母命之事，何来对母亲“致其敬”？再者，既然母亲肯将自己的食物分与孙子吃，说明奶奶真心疼爱自己的孙子，这是老太太享受到的一种天伦之乐，而郭巨杀害幼子，将给母亲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精神打击，这对老人家一种极端残酷的精神摧残，可见其做法严重违背了“养则致其乐”的孝经宗旨。这样的倒行逆施，虽然经过了天神的垂爱，赐与黄金而犯罪终止，但丝毫也无法改变其邪恶本质。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与孝经所倡导的道德精神完全是两回事，是根据扯不到一起来的。（而且，我们对上天能够赐给某人黄金的说法，深表怀疑。）

从《埋儿奉母》的叙述可知，这一杀儿案的主谋是郭巨，而他的妻子充当了事实上的帮凶角色。纵观《二十四孝》全书，《埋儿奉母》无疑是全书中最大的败笔，这样一个谋杀犯，竟然在孝子先进集体中占居了将近千年荣誉地位，实在大不应该。只有将其清理出孝子先进队伍，才能够让《二十四孝》重新回归宣传中华孝道文化的人间正道。

2014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