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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馆: 会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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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原创: 桃花潭畔群英会--作者:汤锦程

会馆文化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4-04 09:31:09 (4064 阅读)
(详细内容... | 43997 位元组 | 3 评论 | 会馆原创 | 分数: 5)

 会馆研究: 北京的会馆

会馆文化
一、会馆的起源和发展

  什么是会馆?《辞海》的《会馆》条解释说:“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

  会馆始于何时?《辞海》的上述条目引用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刘侗是明崇帧时人,去嘉靖、隆庆未远。这是记载会馆的较早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近人瞿兑之在《湖广会馆馆志后记》一文中说:“京师之有会馆,肪于汉之郡邸。……椎其原始者,或云永乐已有之。而刘同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则称盛于嘉隆。同人所记详霰,其必有所受之也。”这里的“永乐已有之”和刘侗所说的“始嘉隆间”其实并不矛盾。讲永乐年间(1402一1424年)已有会馆,过了一百多年,到嘉靖、隆庆年间(1522一1572年〕会馆达到兴盛的程度,这是合乎情理的事实。

  会馆的发达是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的。《辞海》所说的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所设立,其标志又是“建有馆所”,只有个虚设的组织而没有“馆所”供“集会、寄寓之用”,不能称为会馆。这就是说,会馆是实体,它分为“同籍贯的”和“同行业的”两大类型。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2-13 14:50:54 (3942 阅读)
(详细内容... | 18729 位元组 | 2 评论 | 会馆研究 | 分数: 0)

 会馆研究: 会馆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

会馆文化                     
会馆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
                             
作者:汤锦程

    在中国境内共同生活着56个民族,因此民族团结成为首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平等,同时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五个自治区政府,同时在云南、贵州、青海、四川、海南、吉林、甘肃、辽宁、河北、黑龙江等省设立了大量的民族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政府,为民族自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据历史记载:中原地区与民族区域的文化、经济交流非常久远,早在西周时期,周穆王西游葱岭(新疆地区),为丝绸之路开避了一条中西文化交流通道;而西王母向周王朝进贡积石山(青海与甘肃交界处)美玉,使西部玉石文化进入中原成为匣藏珍宝。汉代,张骞出塞联络西域(新疆)诸民族共同抗击匈奴族的侵略,使中原文化传播到西域;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佛教亦在汉代经西域民族区域传入中原,中西文化的互动,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汉代,在陕西率先兴起会馆文化的雏形“郡邸文化”,为丝绸之路往来的商旅起到重要的保障。会馆文化是由郡邸文化演化而来的中原文化结晶,早在明末清初,会馆文化即随着中原商帮的脚步经川、陕、甘三省传入新疆地区。据史记载:清初,满族八旗军进疆时,吸收了中原的会馆文化,在新疆地区建了一些八旗会馆,以联络八旗子弟情谊;清末,左宗棠率湘军平定新疆分离主义叛乱后,将部队留镇新疆各地,湘军官佐为了联络乡谊,在新疆地区修建了一些湖南会馆,因而对新疆地区的诸民族来说会馆文化并不陌生。新疆地区的民族文化早在汉代就已进入中原,唐时进入鼎盛时代,元时西域文化一度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之一;而西域色目人,被蒙古统治阶级列为第二等人,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清末民初,新疆商业民族受会馆文化的影响,在北京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创迪化会馆,即“乌鲁木齐会馆”,该馆有房27间,虽然规模上只能算为中等会馆,但社会地位确属于省级会馆,并且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融合的象征。

    蒙古地区民族早在商周时期就与中原文化接轨;东周时期,北方狄人南下中原建立赤狄联盟,在晋骥鲁豫四省地区与中原人民杂居一处,鲜虞白狄吸收了中原青铜铸造文化,在河北定县建立了强大的中山王国;而赵武灵王改习胡服骑射,使赵国位居七雄之一。汉初,汉高祖刘邦为维护国家的安定,推行汉王室与大漠(蒙古地区)民族世代通婚政策,以此遏制住北方民族的南侵,因而中原与蒙古地区民族,虽然没有地缘关系,确有血缘关系。在两晋、五代的民族大流动时期,蒙古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民族集团纷纷南下中原,建立了北方割据政权,因受汉文化影响,定居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全部改从汉姓,变异服饰,融入汉民族之中。元代蒙古族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横跨亚非欧大陆的庞大帝国,在元末汉民族起义军的打击下,蒙古族退出中原历史舞台,一些随蒙古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古老民族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失去了民族徽号,融入华夏民族之中。清初,满蒙两族结成民族联盟,成立了满八旗和蒙八旗军政单位,并订立了满蒙王室世代通婚的政策,但在与中原汉文化的融合之中,满、蒙八旗军吸收了中原会馆文化,为联络满蒙官员的情感,在各省建立了许多的八旗会馆。清末民初,蒙古商业民族在会馆文化的影响下,在北京西城北河沿创立归绥会馆,又称“口北会馆”即“呼和浩特会馆”,该馆有房68间,规模庞大,为省级会馆,使其成为蒙汉文化的融合象征。

    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原文化就已南通两粤,为此,中原民族的先帝虞舜南巡病逝后,被葬于广西的苍梧山(亦说苍梧山在湖南)。秦汉时期,河北定兴人赵佗称王两粤,使中原文化与两粤文化进入高度的融合期。东晋时期,客家人将中原郡邸文化移植入两广地区,在南国兴起一种坞堡建筑文化,成为宗姓会馆的雏形。广西地区的民族吸收了宗姓会馆文化,在偏辟的山乡开设了大量的宗姓会馆,仅广西武宣县就建有各乡宗姓会馆、同乡会馆17所。明清时期,广西地区商帮、行帮在全国各地商埠重镇修建了大量的广西籍会馆,据统计:北京市就有广西籍会馆7所,成为壮汉文化的融合象征。

    青藏地区的民族文化基本相同,这与吐蕃民族长期统治的结果是分不开的。隋代,中原使臣就已奔驰在藏汉之途;唐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将中原的农业文明介绍到西藏地区;而吐蕃的医术也为中原人民作出了贡献,汉藏民族在川西地区及河西走廊混居杂处,使汉藏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休戚相关。西藏地区自元代归属于中央政府后,西藏的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广为流传,而西藏地区也出现了中央王朝的宣慰司,中原与西藏的文化碰撞,开创了历史新纪元。清代,为了更好的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清政府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同时参照拉萨布达拉宫模式在承德皇家避暑山庄修建了小布达拉宫;又将北京的雍亲王府改为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圣地“雍和宫”,将汉藏两地文化交流推向巅峰。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区率先在北京成立了达赖驻北京办事处和班禅驻北京办事处,这是两座具有宗教政治类型的办事处,是西藏地区民族宗教人士汇聚之地,因为会馆文化与办事处文化为姊妹文化,所以西藏地区在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的宗教办事处,就内含了会馆文化。后西藏达赖驻北京办事处改为西藏自治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由于办事处工作人员来自天南海北,因而淡化了会馆的宗教意识和宗主观念。综上所述,会馆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会馆文化为民族团结、文化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民族自治区大多地域广阔,但其人口仅有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自治区地理环境和交通等问题,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有160万平方公里,但其土地大部分被沙化;西藏自治区面积120万平方公里,但其海拔高度平均为4000米以上,大多数地区属于生命禁区;内蒙古自治区面积110万平方公里,沙化也非常严重;而广西壮族自治区面积有23万平方公里,但却有十万大山阻隔道路,由于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严重地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给民族自治区建设及发展拖了后腿。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支持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加强中央与自治区之间的联系,大力支持自治区政府在北京、上海、西安、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海口、北海、大连、秦皇岛、杭州、厦门等中心城市及开放城市设立民族省区办事处。通过办事处沟通中央与自治区之间的联系,加强内地省市与自治区的横向协作,推动国营企业对自治区的经济支援等等。据统计:民族自治区在各地共设有90余个驻外办事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省驻外办事处被撤销,一些自治区政府仍允许保留办事处,可见我国政府对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

    民族自治区虽然土地贫瘠,但其矿藏资源却十分发达,有些稀有矿在世界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为振兴民族自治区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为了大力扶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制定了西部开发战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五省区是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大开发对五省少数民族区域的发展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自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的商务会馆在改革时代中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会馆文化再度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沉睡了多年的古老会馆,再次焕发出光泽,为西部大开发贡献着余热。广西龙州的粤东会馆,是一座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会馆,民国18年(1929年)邓小平与张云逸领导龙州起义时,粤东会馆曾为红八军起义部队的总指挥部,邓小平与张云逸就住在粤东会馆中指挥部队作战。后红八军开赴右江,向红七军靠拢,邓小平与张云逸也离开粤东会馆。为了保护这座革命历史文物,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广西省修复了龙州粤东会馆,使其为西部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西部地区的会馆文化古迹的保护修复和商务会馆的兴起,给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开发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和物资援助。同时,国家为了支持民族省区经济开发,设立了大批援建项目,如:青藏铁路、内蒙古风力发电、新疆石油开采、宁夏矿藏开采等等;不但国家对民族省区有援建项目,全国各省市对民族省区也有各自的援建项目,加速民族省区的经济发展。在协调各省市与民族省区的横向联系中,民族省区办事与商务会馆成为经济信息的窗口,通过内引外联、承上启下的联络工作和接待工作,使各地援建资金、物资、技术源源不断进入民族省区,为西部的经济振兴作出巨大的贡献。

    西部自古就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因而西部开发不但推动了民族省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连接了中亚、中欧的陆桥关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中亚、中欧民间文化、经济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广,使西部民族省区重振丝绸之路的雄风,使中亚、中欧各国都出现了中国西部民族自治区的商务办事处身影,而中国西部商人、伊斯兰教圣徒不断移民中亚、中欧各国,成为海外华侨、华人集团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团结海外华人、华侨,维护海外侨胞的共同利益,发扬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亚、中欧各国的华人、华侨吸收会馆文化,在异国他乡创办了大批的华人社团及海外会馆。滇黔粤等省市地区与东南亚各国为邻,自古就有南丝绸之路的美称,由于历史原因,壮族与越南民族有血缘关系;云南傣族与泰国民族有血缘关系;因而,中国的滇黔粤地区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密切,往来自如。滇黔粤地区移民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为保留民族文化传统、加强华人间的团结,吸收会馆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建起了数万家海外会馆,使其成为世界华人的活动中心。在会馆文化内聚力的影响下,海外各国华侨、华人不分血缘、地缘、业缘皆统一在中华民族的大旗下,在海外联合成立了具有中华民族象征的“中华总会馆”、“世界华人联谊会”,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纽带,将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海外华人的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紧密团结的象征。会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文化的包容性、凝聚性、综合性、承传性具有强大的同化、融合的作用。两千年来,会馆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华民族及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会馆文化的最初宗旨,只是保存乡土文化、宗主主义的狭隘观念;然而当会馆文化升华到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及共同的理想追求为目标的宏观思维方式时,会馆文化就打破了其原有的狭隘思维方式,进入到会馆文化的最高阶段,使乡土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最终进化到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达到文化、经济的大同时代。

本文发表于《东方龙》2003年第16期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2-12 18:31:53 (3106 阅读)
(详细内容... | 1 项意见 | 会馆研究 | 分数: 5)

 会馆文化: 珠宝文化与玉器行会馆探源

会馆文化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2-12 18:25:39 (2837 阅读)
(详细内容... | 7154 位元组 | 4 评论 | 会馆文化 | 分数: 0)

 会馆研究: 会馆的双语文化

会馆文化 会馆的双语文化
                            
作者:汤锦程

    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机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意、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组织生产和社会斗争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商贸、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均离不开语言,它是人类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动物,使人类结成整体,使商业民族得以冲破狭隘的地域,走向广阔的市场空间。
    地方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他在语言、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地方方言是地方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文化信息符号,使用地方方言的群体,往往借助地方方言的力量来维护其传统文化,维护群体亲近的情感,增加群体的内聚力,是乡土主义、宗法制度的奠基石。北京各省的会馆,是商业民族的移民区,亦是乡土文化的保护区,商业民族虽然迁徙异地,但在会馆内可以使用地方方言与同乡交流感情和表达情意及传递信息,使会馆成为乡土文化的移植区。
    中国境内融有诸多民族,但汉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因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中国除少数民族语言外,多使用汉语方言,据语言专家统计,汉语方言可划分成七大类。
(1)北方话:北方话又称官话,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汉族共同的基础方言,使用人口百分之七十,讲北方话的地区包括北方各省及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
(2)吴语:吴语又称江浙语,吴语以上海话为代表,占汉人口的百分之八,讲吴语的地区有苏南、浙江、江西,而皖南及浙西建德、淳安等地使用的方言均属于吴语;
(3)赣语:赣语又称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占汉族人口百分之二。使用赣语的地区有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及台湾新竹、苗栗地区;
(4)客家话:客家话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使用人口占汉人口百分之四,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等省部分地区;
(5)湘语:湘语又称湖南话,占汉人口百分之五,讲湘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以南;
(6)闽语:闽语又分闽北话及闽南话两种,闽北话以福州话为代表;闽南话以厦门为代表,闽语共占汉人口百分之四,讲闽语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和海南岛与雷州半岛、台湾大部分地区和浙江南部与福建比邻的地区;
(7)粤语:粤语又称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占汉人口百分之五,讲粤语的地区占广东大部及广西南部地区及香港。
    中国的方言很多,为什么只有七大方言能成为地区通用语言呢,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福建因三面靠山,一面临海,土地贫瘠的原因,自唐代以来,福建人就视海为田,为了生存而冒险出海贸易,因而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路丝绸之路的霸权地位。福建人为了巩固在海外的事业,开始大批移民海外,因而在海外6000万华人、华侨身上多有福建人的血统。福建人以海上贸易致富,被称为“福建商帮”,福建商帮非常重视教育,因而在教育投资上毫不吝啬,故而福建的教育、文化昌盛不衰。福州是福建的省会,福建商帮的货物集散中心,因而福建、广东东部和海南岛与雷州半岛、台湾大部分地区和浙江南部与福建比邻讲闽语的地区,均以福州话为通用语。
    江西古为南蛮之地,晋永嘉年间,不肯臣于戎狄的北方士大夫举族南迁江西,将中原文化传入江西,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文化之邦。唐宋以来,江西以景德镇瓷器名扬四海,以临川文化领袖全国,使其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清时代,江西经济位居全国之首,江西商帮被称为“江右商帮”,随着江右商帮周流天下,江西成为向外输出移民的最大省份,据统计,海内外的客家人,百分之七十五是来自江西移民,因而江西被邻省称之为“老表”,江西南昌,古称“洪都”,是江西的省会,亦是江右商帮的货物集散中心,因而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及台湾新竹、苗栗等讲赣语的地区,都以南昌话为通用语。
    广州古为南越古都,又称“五羊城”,是岭南文化的中心。明清时期,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下,广州被迫成为开放商埠,就是在明清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时期,广州仍继续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在海禁时期唯一对外开放口岸,因而广州牙行林立、买办云集,商贸发达。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所以,广东大部及广西南部地区及香港讲粤语的地区,均以广东话为通用语,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广州话一度与普通话利益共沾,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上海古称“华亭”,地处江苏、浙江的交汇之处,为长江的出海口,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水运业发达,明末清初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晚清的洋务运动也不甘其后,亦在上海设立码头,由此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建设,使其成为全国所瞩目的一颗冉冉升起的经济卫星。上海市直辖市,所以它成为吴语的代表语言,因而苏南、浙江、江西,皖南及浙西建德、淳安等吴语地区均将上海话当作通用语。
    湖南古为祝融氏之国,尧舜时期,就留有天子足迹,是长江文明的一个源头。湖南在历史上屡遭兵灾,尤其元末明初,朱元璋为统一全国,曾残酷的屠杀不肯臣服于他的湖南民众,所以湖南千里烟寒,十室九空,因而明朝政府下令,以江西填湖南,所以湖南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多是江西移民。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奉旨回湖南创建湘军,在他的指挥下,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因而历史上称曾国藩为“中兴之臣”,湘军亦因功勋卓著,官运亨通,垄断了朝政。湖南洞庭湖,古为南蛮王槃瓠之都,其上通长江航运,下连省会长沙,为湖南的水运门户,因而洞庭方言成为湘语地区的通用语。
    厦门自明末清初为郑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大本营,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以此为基地,跨海收复台湾,并使其成为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前沿阵地,因而厦门成为东南沿海的海上战略要地,进可控制八闽,退可保全台湾,并可无拘无束与世界各地商贸往来,海运业非常发达,因而成为闽南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中转基地,所以闽南话以厦门为代表。
    广东梅县是山越的发源地,北宋末年,元兵南侵,梅县成为中原南迁士族的主要移民区,为了保存北方民俗习惯,客以家焉的北方士族仍遵循其原有民俗文化,因而被当地土著人称为“客家人”。客家人所保留的语言,则称“客家话”。明清时期,梅县人文发达,文化领先两粤各州府,随着先进的客家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梅县客家话成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区的通用语。
    由于七大方言城市成为其方言覆盖地区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所以,以七大方言为中心的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商帮来此经商,创建会馆、公所、牙行、坐办,因而使其城镇革命领先于全国各州县,最终成为中心文化城市。因此,七大方言也就成为中心地区所覆盖的方言地区通用语;但中心地区的会馆属于同乡、同行业在异地的聚会、工作场所,因而在会馆内,同乡多使用第一语言交流,即家乡地方方言;而在中心地区的社会交往中,会馆人则使用七大方言进行交流,所以,会馆人多讲双语。而在北京的会馆,会馆人不但要讲地方方言、七大方言,还会讲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会馆,会馆人不但会讲地方方言、七大方言、国语,还要会讲所在国主语及国际通用语,这就使会馆从双语文化区进入到多语文化区。
    金代以北京为首都,北京话成为国家通用语,但因金人的势力没有过长江,所以北京虽然成为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其通用语也只限于中国北方省市流行。直到元代,随着元朝的版图不断扩大,北京话才推广至北方各省及四川、云南、贵州、西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因而,元代决定了北京方言成为通用语的基础。明清时期,除北京以外的六大方言地区,因经济、文化在国家经济、文化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北方话盛行全国之时,六大方言也同时流行并存,因而使北京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粤语混杂一处,在社会上出现了多语流行的现象。
    虽然,社会上出现多语流行的现状,但却充分的体现出商业的繁盛;然因商业民族的商业性质,使地方方言在信息时代的潮流冲击下,越来越感到方言的不足之处及语言障碍给贸易交往带来的诸多不便,因而地方方言首先受到“行业用语”的冲击。随着商业共同语的产生、影响、扩大和融合,云集北京的各地商帮所使用的不同地方方言则趋向于消失。
    行业用语又称“行话”,是行业帮会为适应自己的特殊需要而创造使用的词语,但同行用语的使用范围仅仅局限在同业帮会,在综合性的市场空间内,它的存在与语言改进就显得微不足道。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中心商场的需求,各地商帮不得不因为商贸业务的扩大而接受北京地方方言,而北京地方方言则成为商业民族的专业用语。同时,多语共存的语言障碍,也给官场交往、外事交往、商贸往来带来的诸多不便,语言革命已势在必行。随着以北京地方方言为标准基础发展起来的商业专用语的产生,使北京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共同语”的冲击下,民间使用的多语现象则渐渐融合。清雍正7年,因政治需要亦在科举中强行推广使用普通话,否则闽、粤人不准为官,在商业和政治作用下,普通话迅速发展并成为“国语”。普通话的流行,使语通万里而无阻,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
    语言革命为商业民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民族交往和融合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北京和各省的会馆内却出现一种独特的“双语”和“多语”现象,进出于会馆内的商业民族在商业交往中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而在本邑会馆内仍然使用“地方方言”;而在中心城市会馆内,则使用七大方言,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会馆的乡土文化内聚力。由于会馆的双语文化,使各省商帮不会因其地域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文化内涵。正如唐朝贺知章的千古绝唱《回乡偶书》所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会馆双语及商业民族专业用语均是推行普通话的基础,亦是孕育和产生普通话的土壤,在矛盾的碰撞、互化之中,才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脱颖而出。会馆为语言改革作出了贡献,同时亦为商业民族保存了地方乡土文化的根,使之在文化融合之中能有效的保存自己民族独特的信息功能,也使六千万海外华人、华侨身居异国他乡,历传数代而不忘根本,正因为各国华人会馆中为其储存了血缘信息和双语现象,才使海外华人保留了本民族的特质。
    会馆的双语现象是在语言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现象,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了会馆的社会性和民族性;融合性与储存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之花,流传在世界华人部落中而经久不衰。而在今天的改革大潮中,双语文化不但可以保存自己的乡土文化;同时也为使用双语文化的会馆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正因为双语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它才能在社会的发展中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中华民族开拓海外市场和移民海外的巨大动力。


1994年本文发表于《北京的会馆》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2-12 18:22:47 (2756 阅读)
(详细内容... | 4 评论 | 会馆研究 | 分数: 5)

 会馆文化: 客家文化与《扶风会馆》--作者:汤锦程

会馆文化

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2-12 17:28:09 (3033 阅读)
(详细内容... | 18736 位元组 | 2 评论 | 会馆文化 | 分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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