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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民俗: 全民性孝文化普及教材-----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古今谈之四》

《全民性孝文化普及教材——二十四孝》

作者:纪晓辉

孝道——是中华民族“孝”的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体,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成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共同的价值观。能够将“孝”提升到如此高的地位,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这方面发挥出了决定性作用。他在2500年前的一句名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生也。”意思是说,孝是道德的基础,是教育的起始点。正是这句精典论述,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源根基地位。几千年来历代儒家更是在此基础上,对孝的理论补充完善,对孝行不断强化,最终使“孝”成为了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应用范围最为广泛、与人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全民性道德规范。与此同时,孝的发展进程也成为了独特古老的东方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一个最明显标志之一。仅从这一点,就可能看出,“孝道文化”在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发挥出的作用是何其巨大。根植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孝道”文化,能够发育的如此树大根深、枝繁叶荗,成为了历代国人的思想圭臬,一部宣传“孝文化”宗旨的经典《孝经》功不可没。很显然若是“孝道”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的,它必须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成就这一伟业。而让“孝道”从理论神坛上走到社会大众中去,在社会群体中付诸于实施,完成这一循环,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一部孝学普及读物——《二十四孝》。在《孝经》的理论引导下,在《二十四孝》的榜样带动下,“孝”成为了中国治下政府提倡、百姓施行,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贩夫走卒的全民化行为准则,中华民族共同追求与实践的人生奋斗目标。

一、让孝经走进民间的重要媒介——《二十四孝》

孝道文化的理论基础是《孝经》。《孝经》全文十八章,对孝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阐述,根据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能力、实力及行动影响力,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确定了不同的孝行标准,是一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古代东方文化、哲学、历史、人民生活影响极其深远、强大的纲领性古代文献。在中国孝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出了核心指导作用。但如此经典的文献,由于是出于两千多年前的圣贤之手,在施行全民普及教育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陷入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困境,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众中比例不高,绝大多数民众文化水平均停留在文盲或准文盲层面,不具有阅读与理解《孝经》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部重要经典根本无法在全民中有效的普及。而目不识丁者之比例长期居高不下之瓶颈,若是不能得到有效突破,儒家极力倡导,并且得到统治者认可并大力推行的,能够达到提高全民道德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用的孝文化、孝道德之伟大社会化实践,就无法推行与开展下去。逾越这一障碍,使这一有利于巩固封建皇权的国策良政得以实施,必须要走一条让民众易于接受、易于理解的,适应国情的《孝经》通俗化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方面均出现共同强烈需求的时刻,元代时,孝道文化普及与传播读物《二十四孝》应运而生,并在孝道文化实践领域发挥起担纲作用。

让《孝经》从圣坛走下来,进入普通民众之间的尝试,其实并非启始于《二十四孝》,而是早在汉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一些立志为中国孝道文化的普及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自觉加入了“孝普宣传专业队伍”当中。其做法就是,将著名孝子先进事迹故事汇编成书,用普通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宣传孝文化,使民众在听故事的过程中,理解孝的经义、教育人们以孝道先进人物为榜样来认识孝道,模仿先进人物的言行来践行孝道。由于孝子故事是以口头文学、接近生活的方式在大众中传播,极其适合在文化层次不高、识字率低、理解能力有限的群体中传播转述,从而有效避免了《孝经》中那些“晦涩”文字让民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高远深邃理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局面。这种做法起到了极佳的宣传普及孝文化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原因,有关孝子的故事二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保持了强大旺盛的感染力、生命力。

有关孝子的传记传奇故事,最早的首倡者,乃是西汉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他搜集整理前人著作,创作了《孝子传》一书,为天下人树立了学习孝子榜样。由于此一教育形式获得了社会各界一致赞同,于是自那时起,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一个编辑、编撰、注释孝子事迹的文化高潮。具有社会责任感、道德使命感的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这一孝道宣讲团行列当中,积极参与此项孝道文化义务宣传普及与教育工作。综合来看自刘向之后,晋代萧广济、徐广、陶潜(陶渊明),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时的王韶之、郑缉之、师觉授,南朝·齐之宋躬,北朝北燕之申秀,都加入了《孝子传》系列书的原创人马队伍。而这当中最让人惊叹的,是在当时几位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也加入到了《孝子传》的写作注释队伍中来,他们是历史上著名的贤明皇帝之一的汉文帝刘恒、对中国文化史贡献颇巨的奇才皇帝梁武帝萧衍。这些超重量级选手的加盟,不仅提高了“孝子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拉抬了孝子的社会认知度和地位,而且利用他们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公权力,从政府层面促进了孝子教育向全社会普及与推行。既然是万岁爷都亲自动手编辑孝子传记,自然而然的让这种民间文学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孝子文学”作品的春色满园时期的到来。于是乎《孝子传》之外,又相继出现了《孝友传》、《孝子传略》、《杂孝子传》等多种版本同类型书籍。 

“五胡乱华”干戈不息,这是在中国北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悲剧。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社会大动荡年代,百姓颠沛流离,性命尚且不保,自然没有能力或精力照顾到孝文化的传承。所以,这一时期,大量有关《孝子传》的文献也在这场浩劫中散佚。中国孝道方化由此陷入了第一个衰落期。但顺应天道与人心的孝道文化并没有在这场社会灾难中最终消亡,只是进入了“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低潮。历史的时针指向唐朝初年,“贞观之治”使社会趋于安定,孝道文化就乘着这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风,重新焕发了青春。当时的知识分子重新整理收集、编撰孝子故事,使这一传统道德的宣传得到了传承继续,并开始为其输入新鲜血液。纵观中国历史,《孝子传》随着社会变迁,长期处于在衰落与复兴之间徘徊,几经反复,在跌跌撞撞中蹒跚前行。直至元朝,一个名叫郭居敬的人,集元朝之前3000年历史时期孝子事迹之大成,选编最具代表性的24个孝子事迹,录成一册,而这一册书,这就是影响中国社会长达千年的著名作品《二十四孝》。这一作品成为了中国孝道文化普及读物巅峰之作。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有关其作者学界尚存在一些争议,除占主流地位的出自郭居敬之手的说法之外,尚有作者是其弟郭守正一说,而第三种说法是郭居业撰。无论版权究竟为何人,但其成书于元代郭氏则是史所公认的。这部由历代二十四个著名孝子,从不同身份、不同环境、不同遭遇、不同做法上,奉行孝道的故事集。因大受社会欢迎,而又被后世人在印本上配以图画,成为了早期的连环画册,故又被称之为《二十四孝图》。成为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通俗读物,并被列为学子必读课本。

《二十四孝》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取材《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等书籍。

 

二、《二十四孝》普及全民化孝文化的几个特征

《二十四孝》之所以能够在全民普及推广孝道文化中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它适应了中华文明的自然发展规律,既满足了社会文化、伦理建设之上层建筑需要,又充实了民众的生活中老有所养的物质与精神诉求,同时又使封建统治者希望稳定社会巩固权力基础的想法不谋而合。孝也正是由于是在社会各方利益在此出现了共同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才能够使孝道这一文化形式得到了在民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机会。综合来看,《二十四孝》全民化,取得成功主要是孝文化适用全民性共同需要的结果。那么《二十四孝》适应了那些文化需要呢?概括起来主要是实现了五个全覆盖:一是《二十四孝》实现了社会大众不同年龄的全覆盖;二是《二十四孝》实现了地域全覆盖;三是《二十四孝》实现了职业全覆盖;四是《二十四孝》实现历史空间全覆盖;五是《二十四孝》实现了民众生活方式全覆盖。下面逐一说明。

(一)孝道文化年龄全覆盖

《二十四孝》的全民性反映在社会需要、生活起居等多个方面。中国社会上诸多领域中,处处浸透着孝道的烙印。比如说,世人年龄有老中幼差异,而不同年龄的人孝行内容与行为,则应该与其年龄相适应。在这方面《二十四孝》充分照顾到了不同年龄人群孝道的特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与教育,并为不同年龄者树立了不同的量身定做的孝子仿效榜样。《二十四孝》中的孝子可谓男女老少不同年龄者皆有。其中年龄最大是《戏彩娱亲》里的古之圣贤老莱子,时年已经70多岁,而年龄最小的孝子榜样则是《怀橘遗亲》里的陆绩,时年只有6岁。另外,二十四孝中还谈及了一些后来,名声显赫,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在少年之时的孝行事迹。其中特别推崇了:8岁吴猛,9岁黄香, 14岁杨香。以及其他少有孝行的成功人士,但只是没有明确说明他们行孝的具体年龄而已。《二十四孝》用这种方式在努力向世人表明,不分年龄,人人皆当尽孝、皆可尽孝、皆能尽孝,尽孝是不分年龄差异的,是全社会通用道德规范,尽孝是每个人走向成功的阶梯,也是每个人都应当终身实践与奋斗目标。

(二)孝道文化地理全覆盖

体现孝子社会性、全民化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孝子地域分布的广泛性。

《二十四孝》中的孝子故事,涉及地理范围极广,遍布中国大地上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甚至到达了珠江流域。统计表明《二十四孝》中的孝子出自于今天中国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四川、陕西、广西等省。仅从地理分布这一点上就足以表明,“孝”是中华大地上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道德规范。这里面最为有意思的是,《二十四孝》中还特别提到了两名大孝子《行佣供母》江革与《拾葚异器》蔡顺,在他们不幸落入乱匪手中之后,因其孝敬老人之心,而感动了匪徒,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还获得了这些亡命徒的敬重,不仅自己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而且还得到了匪徒馈赠大量生活用品。由此可见在杀人越货的土匪心目中,孝道之心也并未完全湮灭。由此可推知,中国的孝道文化,不仅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及普通民众,就是对乱匪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价值。纵然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也是不敢向孝子下手的。可见孝文化的社会存在基础是何等博大宽广,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何其深远,实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孝道文化职业全覆盖

《二十四孝》的孝子故事选择、编撰上所具有的全民性特点,也同时反映在了它照顾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者方面。三教九流人士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群体、不同理解能力、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情绪情感、不同价值观和接受能力,在《二十四孝》当中可谓是一网打尽。并努力使这部作品扩大教育影响面,使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性别、经历、家庭条件以及无论贫富社会成员,都能在《二十四孝》中找到对应的学习效法榜样。可称之为解决社会安定、促进和谐社会的一把万能钥匙。

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民间将原本用来表示学术流派的专用词汇“三教九流”,给片面滥用到社会职业分工上,并且并按职业高低创作出了三教九流的歌诀。分为上中下三类,即: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种田。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弹唱六流金,七僧八道九琴棋。(皮指皮影。金指算命。)下九流: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流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高台指唱戏的人。吹指鼓手。推指剃头匠。修指修脚师。配指配种。)从古人这种职业划分上可知,当今被社会追捧的娱乐业工作,在古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被列入了下九流,而如今不被人们看好的务农职业,却在古时被归入上九流。当然我们知道,早期的这种职业分类,带有严重的歧视与偏见,有些说法明显是对社会上,从事正常生活生存的人们的职业轻视和污蔑。社会劳动职业是不能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的。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常行为,按劳取酬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但《二十四孝》成书于元代,《三教九流歌》是旧时代的产物,对从事各种职业者进行的不公正评价与分类,也真实的反映出了古代人们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不平等的现实。今天我们并非是接受和认可这种不公正的职业划分,而是要借此说明,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的孝子们从事的行业行行色色,基本上涵盖了社会全职业范畴,即有如汉文帝刘恒、这样的皇家至尊,也有到处漂泊的贫苦大众,孝子英模先进人物出自于社会各个阶层,这也是孝子具有社会广泛性的一种体现。概括而言,孝子按职业出身来划分,《二十四孝》中可以大至归为以下几个职业,即:帝王2人,圣贤4人,难民3人,现任高官4人,小康家庭背景3人,普通种田农民2人,古代科学家1人,少年才子1人等等。我们注意到,许多孝子也同社会上多数人一样,一生中并非只从事单一一种职业。比如早期为穷困潦倒读书人,后期成为了国家大臣(如仲由即子路等)。又如,初期曾为战乱中难民,但后来成为了政府高官(如江革等)。正是由于发生此类地位职业变化,特别是翻天覆地变化,甚至于是一步登天的孝子人物,在《二十四孝》中出镜率奇高,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有很大戏剧性,因此准确统计出这些孝子真正的职业是相对困难的,也是不准确的。所以《二十四孝》中孝子们从事的职业的实际状况,应该比上述几个数据表明的复杂。但《二十四孝》中,说出一些孝子的职业,并非是其表达的主旨,它的诸多故事真正要说明的则是:英雄不问出处,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者,只要按照孝道去踏踏实实去不懈努力,持之以恒,最终成为“孝”林高手、平民英雄都是大有希望的。

(四)孝道文化历史空间全覆盖

《二十四孝》诸多故事,都体现出孝子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这方面,历史空间的全覆盖是其又一大特点。

1、尽孝不分朝代

之所以这样说,仅从《二十四孝》故事年代构成上就可略见一斑。

经笔者粗略统计《二十四孝》选材上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至宋代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多年。具体来说,原始社会一件:即《孝感动天》讲的是四千多年前原始社会的圣王舜帝;春秋时期五件:即《啮指痛心》、《百里负米》、《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分别讲的是曾参、仲由、闵损、郯子和老莱子五位孝子的故事;两汉时期七件:即《亲尝汤药》、《卖身葬父》、《刻木事亲》、《行佣供母》、《扇枕温裘》、《拾葚异器》、《涌泉跃鲤》,分别讲的是刘恒、董永、丁兰、江革、黄香、蔡顺和姜诗的孝子故事;三国时期二件:即《怀橘遗亲》、《哭竹生笋》,讲的是陆绩和孟宗的孝子故事;晋代五件:即《埋儿奉母》、《恣蚊饱血》、《闻雷泣墓》、《扼虎救父》、《卧冰求鲤》,讲的是郭巨、吴猛、王裒、杨香、王祥的孝子故事;南北朝时期一件:即《尝粪忧心》,讲的是北齐孝子庾黔娄的故事;唐朝一件:即崔山南的祖母唐夫人孝敬婆婆长孙夫人的故事;宋代二件:即《弃官寻母》、《涤亲溺器》,分别是朱寿昌与黄庭坚的故事。从孝子事迹发生时间上看,从远古直至周、汉、魏、晋、唐、宋等朝代;用极大时间跨度以说明孝的历史源远流长。

2、悠久的孝文化历史说明了什么?

《二十四孝》选材结构上努力突出了时间的大跨度性,从而努力向民众说明的是孝道文化的五大特点:

一是,中国孝道文化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孝道文化史;

二是,说明孝道文化是不分朝代的,或者说是无论是何朝代,尽孝都是通用的道德标准;

三是,努力用例证明示,在中国有史以来就有孝子,孝子成为英模是古来就有的长青藤式的先进人物,至今仍有人在继往开来;

四是,孝子成为英雄是天下唯一一种不需要攻城野战、建立丰功伟绩、不朽功勋的成功模式。只在日常生活中克勤克勉、竭尽全力、持之以恒,就能成就这一英雄事业。换句话说,就是人人经过努力都能得到的英雄称号、荣誉地位。

五是,从《二十四孝》上千年历史跨度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其隐寓着《孝经》之核心思想,即:“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在不同时代孝的核心价值无所不在。成为孝子英雄的大门永远是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的。

 

(五)孝道文化生活全覆盖

《二十四孝》表明孝道文化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孝子文化说通俗一些是一种大众生活文化。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展示其文化的主阵地,表现的大舞台。孝子们的孝行、孝道、孝德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完全融入我们社会肌体的各个侧面,每一件具体事物,每天的一言一行当中。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十分丰富,它既涉及文化理念层面,又涵盖制度礼仪层面。

 

三、敬养——是践行孝道文化的主阵地

上节第五点内容,因为直接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是实践孝道孝行的主要表现方式,因此特辟出此节单独论述。孝行,日常生活中主要表现在对父母长辈的敬养层面上。从敬养上分析,孝行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即:敬亲、奉养、侍疾、立身、谏诤、善终。下面逐一说明。

何为敬亲?

提倡对父母孝行的全程当中,首先要“恭敬”和表达出“真挚的爱”。“恭敬”是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之所在,是日常尽孝中另外几项主要内容基础性前提,“敬”与“爱”,在孝道能否成立当中,据有一票否决权,没有达到“恭敬”与“热爱”父母长辈的基本标准,就根本不能算作是“尽孝”!也不可能完成另外几项孝顺孝道所赋予的使命。在这方面,孔子曾经说出过发人深省的名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圣人对孝作出了最高定义,那就是:必须要将“孝“置于超越能养这一基本生存需要的境界层面,否则,就与犬马等牲畜没有差别了,所以“孝”的前提是建立在对长辈恭敬基础之上,绝对不可以停留在“有饭吃”这个层次上。“敬”前提下的“养”才是走进“孝道”大门的唯一正确道路!当代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句话强调的是一个长期性、持之以恒的问题,实际上有关子女履行孝道义务,这一规律仍然适用。作为父母的子女,必须要对父母怀有与生俱来的感恩之心,一生一世无论顺境逆境当中,既使是自己遇到最大难处,心情最为焦虑烦躁的时刻,都要保持住对父母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心,恒定稳固一丝一毫也不能动摇,只有这样的心情下尽孝,才能真正达到“敬”的要求。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普通民众曾做些许孝顺之事,却未能成为真正孝子的主要原因。成为真正孝子的最大难点,也恰好就体现在这一方面。而《二十四孝》故事中,几乎每个孝子都较好的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楷模的最主要原因。

何为奉养?

即赡养父母,儒家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在这方面《二十四孝》中的先进模范事迹非常多。即有《行佣供母》的江革,《拾葚异器》的蔡顺,以及其他感人孝行。这二位孝子的共同点在于,在自己尚且食不果腹的情况下,首先是想到如何尽最大努力给年迈的老母亲找到一口吃的东西。“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在贫穷、饥饿时候,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德操品行的。而《二十四孝》中也将其作为了一个宣教重点,用了大量篇幅与笔墨来表彰在贫困中尽孝的孝子们。据统计《二十四孝》中共出现了逆境对赡养竭尽全力、矢志不喻、坚定不二者共9人,他们是:曾参、仲由、闵损、董永、江革、郭巨、蔡顺、王祥和吴猛。贫而尽孝者之比例是《二十四孝》全书中各种尽孝事迹中最大的篇幅,比例达到了37.5%。

而《二十四孝》中最让人感动的是那几位在受到长辈不公正待遇之后,依然对长辈孝顺如初、痴心不改的先进人物。比如,《卧冰求鲤》里的王祥,虽然受尽后母的欺凌与虐待,但是其对后母的奉养,仍然是毫无怨言竭尽全力。当寒冬腊月,后母想吃一口鲜鱼汤时,竟然用体温去融化坚冰,来捕得活鱼孝敬后母,用这样的无私与牺牲精神来奉献孝子之心,实在是一种壮举,若无坚强意志无私情怀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也正是我们无法在日常平凡生活中做出不平凡成绩的差距所在。由古及今,这难免让我们相到当今社会上,有个别人将对父母的赡养这一法定义务、道德责任,抛诸脑后,将赡养与健在父母辈的财产、房产、遗产挂钩,甚至于出现了将母亲锁进猪圈内进行非人待遇之不孝恶行。可见世风日下,恐怕与长期忽视孝道宣教并非没有一点关系。

何为侍疾?

侍疾就是当老年父母生病时,儿女们要及时为其诊治,精心对其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关爱。在这方面《二十四孝》中涌现出了《亲尝汤药》汉文帝刘恒、《乳鹿奉亲》的郯子、辞官照顾病父的庾黔娄、哭竹的孟宗等数位孝道英模人物。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了《孝经》所言:“病则致其忧”。这种在长辈生病时,竭尽心力去照顾的作法,也正是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大力倡导的。

何为立身?

《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做子女的要立身并成就一番事业。儿女事业上有了成就,父母就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这里谈到了践行孝道的另一层面,既由物质赡养层面,向精神愉悦方面升华过渡。因此,做儿女的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或一生庸庸碌碌,让父母不仅无法在精神上得到满足感,还要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不孝之举。而在当今世界上,这种不孝子孙并非少数,被社会上称之为啃老族、坑老族。他们不仅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反而还要年迈人反哺,这种倒行逆施,与中华孝道文化的宗旨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单单从这一方面讲,年轻人立志,建功立业,本身就是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表现,这在当今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孝顺长辈永远都不过时,提倡孝道在今天也是社会正能量。

何为谏诤?

尽孝并非是一味顺从,不顾法律、不讲道义,不辩是非,一切以父母的意志为行为准则。真正的尽孝是在父母若有不义之举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孝经》“谏诤章”明确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二十四孝》中表彰了一位这样的谏诤孝子,那就是春秋时期的圣人门徒闵子骞。当刚愎自用的父亲,知道闵的后母用芦花假冒棉花而给闵损做冬衣时,怒气冲天,决定休妻,闵子骞葡伏跪地含泪谏诤,说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这番真情,使父亲十分感动,听从了儿子的劝谏,避免了因冲动而做下一次不义之人的错误。而同一感人情景,也同样感动了自私自利的后母,见到前妻之子有如此义举,纵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所触动,从此后母痛改前非,成为了一位贤慧女人。这一感人故事,这一感人孝子闵子骞的所为,就是践行孝道谏诤的最好诠释。难怪孔圣人也禁不住在《先进》中赞美道:“孝哉,闵子骞!”

何为善终?

《孝经》指出作为孝子必须奉行的五大原则,即:“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在这五大孝行当中,儒家对孝道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求尽各种礼仪以达到祭则致之严。来不得半点不敬与马虎。而在这方面《二十四孝》中树立了丁兰等几位孝子,做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但最为成功的尽孝亡灵、礼敬恭送者,则非董永莫属。董永的孝德在于,在流落他乡,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让亡父暴尸荒野,而是用卖身为奴,自我牺牲的精神为亡父送上最后一程。老父亲心无遗憾的跨鹤西去,而董永则义无反顾的走上去财主家当牛做马之路。这样的为长辈义薄云天的送终举动,不仅感动了无数世间人,甚至也感动了天上仙女。玉皇大帝的女儿不惜违犯天条,而与董永共赴患难,这一故事几乎家喻户晓。黄梅戏大师严凤英一曲“上无片瓦不怪你,下无寸土我自己情愿的。我二人患难之中成夫妻,任你是海枯石烂,我一片真心永不移。”道出了一个仙女爱上人间孝子的纯真情怀。也是对天下孝子最好的奖赏,最高的荣誉。当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作为子女向父母尽孝道,是道德责任、是法律义务,是必须无条件的是竭诚去做了事情。我们当然不能将是否有回报,是否有遗产作为是否让先人得到善终的前提条件,也不要奢望会有个仙女下来垂爱!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当真是数典忘宗,禽兽不如了。

 

四、从《二十四孝》看弘扬孝道文化

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是从古及今中国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并通过孝道文化的推广与落实,相当大程度取得了成功。古人利用孝道文化来奠定中华民族文明基础的工作,与今天人们提倡孝道文化是存在一定追求目标差异性的,其外在表现形式上也略有不同,但归根结底,其本质实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当前,中国面临着完成了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孝道也是形成现代人际关系,建立健全和谐社会的价值渊源之一,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保障之一。事亲行孝,历来是做人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本要件。孝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础。从这一层面上讲,古代的孔孟儒学提倡的孝道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社会责任的担当,是我们实现复兴中华伟大梦想大厦内在精神基本支柱之一。特别是,正处在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旧的道德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正日益碰撞、磨合,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文化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在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面临“未富先老”这一重大严峻局面的时候,重温《孝经》,重读《二十四孝》,弘扬这一历久弥新的全民化孝道精神,从历史宝藏里、传统道德文化当中,粹其精华、汲取养分,来浇灌全民族孝道文化之花,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促进全民化孝文化、孝道德社会实践,意义尤其不同和深远!

 

 

 

 

2014年4月13日



本文章来自 中国会馆http://huigua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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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出者为 tjc800    贴出时间为 2014-04-14 0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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