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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文化: 用历史残片来还原历史——《中华日月民族论》之我见



用历史残片来还原历史 
——《中华日月民族论》之我见 

作者:纪晓辉 http://blog.sina.com.cn/u/5104114907

   汤锦程先生,是当代著名专家学者,在中国诸多文化领域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会馆”,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领域,所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得到了世所公认。正是由于汤先生以对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于二十多年前发起会馆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使这一几乎湮灭于当代,永远消亡于中国历史之中的独特文化被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还枯木逢春,获得了新生。经过汤锦程先生及一大批为中国会馆文化呕心沥血、积极奔走的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国会馆文化不仅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硕果累累,而且在全球也是大放异彩,呈现出勃勃生机。成为了当代文化界、产业界趋之若鹜的追捧目标。而《中华日月民族论》则是汤锦程先生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上,对中华文化做出的又一杰出贡献,他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学说,那就是:在公认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源头——炎帝与黄帝时代之前尚存在一个日月民族时代。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称是炎黄子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形成可上溯到上古时代的炎帝与黄帝时代,但是在那之前,中华民族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普遍认为,在那之前应该是神话中描述的伏羲、女娲时代,但伏羲、女娲在中国人心目中,永远定格在了女娲“抟土造人”,伏羲“始创八卦、网罟”的近于荒诞创世贡献阶段,更为奇怪的是伏羲、女娲两位上古神灵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也就是说他们长着人的头,身子却是一条蛇。这种非人类形象无论是从遗传基因还是从人类自身审美的角度,都难免让我们今天的人,不敢也不肯认定我们是这两位神灵的后代传人。并且,即使我们自己认可了伏羲、女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但也不可能说服当代全球科技界、学术界、历史界、文化界接受我们这种说法。因此伏羲、女娲高高在上的神祇地位,决定了他与人的区别与界限,可谓是实实在在的天壤之别!而炎帝、黄帝这二位上古先帝,虽然也被包裹了神的外衣,但在中华民族大众心目中,他们仍然是人,只是由于他们对中华民族早期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被奉为了“超人”,因此炎帝、黄帝获得的神灵地位是从凡间的“人”自下而上被后人尊崇而被捧上神坛的,也就是说炎黄二帝原本是“人”,后来被尊为了“神”,这与伏羲、女娲原本就是“神”,而自上而下造就了“人”,的履历是有极大不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炎黄为真正的始祖。而伏羲、女娲获得了始祖神的特殊礼遇。而《中华日月民族论》的提出,让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看法,让我们了解到,在我们传统认识的炎黄始祖之前,尚有一个尚未被今人认识到的更古老的日月民族曾经存在过。这一学说的提出,让伏義、女娲由始祖神的地位上被褪去了神的外衣,走下神坛,变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祖先之一,变成了一个曾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人。仅从这一方面来讲《中华日月民族论》这一学说的提出,真可谓是石破天惊,令世所愕然。本文将结合自己的观点,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分清时代便于阅读 
   要读懂《中华日月民族论》必须要先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是的当今人类社会是如何划分各个古代时期的?这一点不搞清楚,对于我们真正理解“日月民族论”这一新学说,就会失去一个时间空间的定位座标,那么理解上就会产生诸多困惑与困难。 
   按现代社会对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分类标准,可大致将古代分为三个重要时代即: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 
   远古时代一般是指距今天300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以前。有关这一时代,一般的理解为,从发现最早期的人类化石算起,一系列猿人的发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均在这一范畴之内。而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是巫山人,距今大约为200万年,也就是说,中国在远古时代划分上,比非洲大约晚100万年。中华民族最早期的原始农业、手工业、玉器加工等都是在这一时代晚期开始的。响誉世界的一系列文化如红山、仰韶等,以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城市遗址是山西的陶峙,也是远古时代晚期的杰作。 
   上古时代一般是指文字记载出现以前的历史时代、它位于远古时代之后,中古时代之前。由于当时文字尚未发明,因此这一历史阶段没有留下相关的文献记载资料,只留下了许多传说与神话。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历史研究的准空档期,也是历史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部分。 
   中古时代的划分则相对复杂,我国对上古、中古的划分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说法是公元476年之前是上古史,之后是中古史。还有一种说法是以共和元年为标准。共和元年是依据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周厉王因其实行的错误政策,而被人民起义推翻,由两位被民众举推出来的德高望众者来共同治理天下,这一年被史学界称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一般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始于此年。(商代甲骨文虽然早于共和元年,但它不属于历史记载,它是属于占卜的记事本)。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学上,并未设置“下古时代”这一概念。 
   有关远古、上古、中古时代划分,1989年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划分方法,其基本划分为:远古时代:五帝时期;上古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中古时代:秦汉至清 。 
   从上述历史时代划分可知,《中华日月民族论》研究探索的年代当为远古时代后期与上古时代两个阶段。 
二、上古历史扑朔迷离 
   中国远古、上古时代历史,存在诸多疑难、疑问和疑惑,尝试将诸多中华民族起源之谜破解,是长期以来都是无数立志于中华寻根的有识之士的夙愿。但千百年来,这样的尝试者虽然众多,但其收获的成果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这与远古、上古时代相关资料极其匮乏有最重要关系。造成资料短缺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直接,那就是当时人类社会刚刚从自然动物界中走出来,人类语言发展水平尚属于初级阶段。,人类文字尚未产生,社会生产力发展才刚刚起步,生产手段、生产工艺还处于极其原始落后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是不可能给后人留下记录当时生活原生态状况、社会关系等文献资料的。我们现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一个世所公认的研究检验标准就是,对历史资料与及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文物的研究与分析。但是上古时期相关文字资料为零,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文物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石器、及后来发明的陶器等,这些文物无疑较好的说明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状况,但就历史研究来说,它表现出的年代特征是粗线条的,能够说明某几百年达到的文明水平,无法更加具体的说明那个阶段更详尽的信息,更无法说明某个历史人物在某个历史阶段中,发挥出的具体作用。因此这个很粗糙的文明概念,在我们深入研究远古时代社会关系,部落联盟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并无法发挥作用,了解更进一步的历史信息,这些远古遗物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远古、上古历史的研究就会让我们陷入无从入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这是关于远古史研究难于取得突破,见到成果的最主要原因。 
   多少年来,无数人都在远古史、上古史研究上裹足不前、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这一僵持局面,如果你能够有幸读过著名学者汤锦程先生的《中华日月民族论》,就会猛然警醒,眼前豁然开朗,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传说与神话作为远古记忆的碎片,作为残存在人们社会群体中的代代传承远古回忆,是一个长期为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领域,但人们对古代传说的研究探索,多数停留在古代人生活的某个侧面,用来了解部分古人的生活状态,但从来不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来对待。之所以会如此,则与传说的几大变量有关,正是由于这几个变量,使历史的真相被严重扭曲,人们在扭曲的哈哈镜中不可能看到真实的历史,这才是历史传说被史学家长期弃之敝履的主要原因。综合来看,历史传说,在扭曲历史方面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一、信息严重失真:传说在年代极久远传播过程中,被各种客观条件影响,被古人价值观左右,被古人善恶评价驱使,被注入了主、客观因素实在太多了。不管是有意,亦或是无意,但总而言之,结论是:神话传说中携带的历史信息,已经严重失真。 
   二、内容纷杂,源头多端,众口难一辞,没有统一的站得住脚,或者权威性的说法。由于历史上传播、转述环节过多,悠悠之口,就同一件事,或同一位神祇、同一位主人公,在不同民族、地域的神话传说中,不同的背景下,给赋予了过多的故事、过多的身份、过多的角色。比如太皞、或太昊,在有些传说中他是黄帝的父亲,而在另一些传说中他又成为了黄帝的儿子。这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神话传说,汗牛充陈,不胜枚举。 
   前面已经谈到,因文字尚未发明,远古、上古历史时期,没有相关文献的记载,这就造成了关于中国人起源及发展史上,这一全民族最为关切,人人关心、人人希望得到答案的本源性、根本性,也是人们最具迫切性的基础性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平心而论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并非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让人信服的答案。换句话说,答案太多、太滥、太不着边际,结果是走向了答案反面,那就是在众说纷纭中,谁的答案也不具有足够的公平性、权威性。本来应该成为肯定式的答案,演变成为了最让人无奈的疑问句。 
   远古时代后期以及上古历史,本来是一尊绚烂多彩器型优美的花瓶,但不幸的是成千上万年的历史是一把无情的铁锤,将这个凝聚着人类文明脚步的艺术品砸了个粉碎,使我们难睹它的原型、原貌、原容,而只能见到一些支离破碎,面积很小的残片。这些残片混在了如山的泥土之中,我们能够挖掘出来了只是这些无数碎片中的极少一部分。考察远古、上古史,我们除了那些残砖瓦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那就是流传于民间千万年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它们是历史的残留信息的重要载体。每一个传说都是这个曾经存在的美丽花瓶上图案的组成部分之一。一片虽然褪色但仍然能够看到痕迹历史证物,总比一无所有要强上百倍。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碎片经历了千万年的自然风化、风吹雨打、霜雪的摧残,使其严重失真,(是指传说中含有的历史信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被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加入了大量的其他因素,使其严重扭曲变形,让我们看不到初始原态)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历史碎片,也已经不可能直接读出上古的信息,而是已经变为了荒誔不经的东西,与上古时期历史真实,早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若说真相在经过口耳相传过程中会被扭曲变形到什么地步、什么程度?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在一个班里,有数十名学生,老师完全用口耳说悄悄话的方式,告诉第一个学生一句话,由他开始用同样方式方法传递给第二个学生,由此接力下去------。当传到最后一个学生时,老师让最后这名学生大声将这句话说出来,当最后这名学生话音落地时,教室内先是短暂的寂静,许多学生张大嘴巴一片错愕惊詑的表情,短暂安静后,顿时一片哗然,乱成一团。原来这句话,已变得面目全非,与原话内容早已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在神话传说研究领域,遇到的是班上学生同样的情况,古代传说在表现出历史信息方面,也是面临着如此尴尬的境地。所不同者唯程度不同而已。若说在较短的几十分钟之内,一句话经过几十个人之口就会变形失真的如此严重,那么可想而知,在经过数千年漫长历史,经过千百万人之口留传下来的历史信息,会变形扭曲到什么样子,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敢想象! 
   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者,在史学研究上对上古留下的各种神话与传说多采取了回避态度,或者弃而不用,或干脆将其列入文学范畴,从上述学生传话的例子当中可知,这样做法是有其充分理由和依据的。 
   对历史传说不作为史学研究的可靠证据的做法,无疑是通行的谨慎正确态度。但由于远古、上古时代相关历史资料极其匮乏奇缺,我们研究这个阶段的历史,除了一些无法给定更详尽更具体信息的石器破碎陶片之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在这一窘境当中,尚存储有部分信息的传说,被弃之不用,也未免太过可惜。所谓苍蝇虽小也有肉,虽然不尽如人意,总也比一无所有要好。但是,向历史传说中发掘历史信息,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的多,这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有能力、有本领做到的。严格的讲,许多学者都在默默无闻的做着这方面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就是如由前面所说的那种历史变形扭曲,我们在上古传说史面前,只能说知道里面包含有真实的历史信息在其中,但是究竟在那里?那些地方被扭曲变形了?变形过多少次?变形的幅度有多大?------?在这一大堆不清楚之后,我们往往是面对神话传说,只能耸耸肩,一摊手说一声:无能为力!我们找不到回归还原的道路!如果说,每一个历史传说都是整个远古历史大花瓶的一个细微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事实上相当多的传说根本就没有流传到今天,就永远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流传下来的,也是我们众所周知严重变形,看不出原貌的不完整碎片。搞文物修复的人都知道,若要还原一个出土器皿(如陶罐),必须要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碎片总量达到一定的数量比例,一般要超过原物总量的一半以上,或能够表现原器主要特征的碎片要基本完整;第二就是必须要有一位经验老道、富于想象力的修复大师。二者缺一不可,当今世界上很明显的是,携带有上古历史信息的传说这种准历史文物碎片存世总量并不少,但是第二个条件,即有经验有智慧的修复大师却是凤毛麟角,极其罕见。而当你读到《中华日月民族论》时,你会忽然发现一位大师横空出世了!一个历史碎片的修复专家出现在了你的眼前,并为你献上了一件修复的绚丽多姿的精美作品《中华日月民族论》。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因这一作品的出现,而变得更加完整,更加激动人心! 
   汤锦程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超常的思维、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神奇的把握能力,将尘封在历史角落中数千年的传说史料发掘整理出来,经过他圣手拼接组合粘合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尚不为人知的远在炎黄史之前的一段辉煌历史。而这一历史贡献是空前的,也是值得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子孙而为之自豪的!如果说,几千年来我们以自己为炎黄子孙而感到幸运、骄傲,那么,汤先生的成就就是为我们在炎黄形成之前,勾勒出了我们中华民族在前炎黄时代的雏形——日月民族。这一史前族群的出现,让我们中华民族为炎黄之后,增加了一道日月民族后裔的光环!这一发现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寻找出了更光荣的祖先,而且也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民族(如日本、印加等)找到了共同的前世渊源,这不仅解释了许多让我们困惑多年的历史难题,而且也为历史上为何有许多古老民族在文化特征上与中国有何其相似奈尔找到了答案。 
   《中华日月民族论》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其以智慧为经,以大量史籍、史料、及传说为纬,编织描绘出了一个全新的史前中华“日月民族”锦绣画卷,让沉淀在历史泥沼中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炎黄前时代史浮出了水面。这个学说,中涌现出的许多亮点,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三、典故新解思路大开 
   有关盘古创世的神话传说是在中国传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经典神话。据《三五历记》记载:“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对待这则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我们的意识当中从来都是将其束之神迹高阁之中,从没想到过,他是一段客观历史的扭曲变形产物。而日月民族论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将一传说予以了全新的诠释,那就是,对远古时代人类,由穴居畜牧向定居农耕转化的发展历程的抽象化写照。现代的考古界有足够证据表明,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即由早期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时代,发展到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时代)。在进入全新世(约为公元前180万年至1万年)末期以后,地球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高气温时期,这一温暖期促使早期农业也逐渐产生,早期的人类活动也随着气温升高,而开始了由高海拔地区,向着更加适合农业种植的低海拔、水源丰富的地区的大规模迁徙。远古人类发展史上这一历程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佐证。而人类社会这一进程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反映,就是许多部落从陕青地区沿黄何进入中原。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远古人们离开故土后,视觉中蓝天白云由相对较近变为了越来越远,从高原从向平川,一脚比一脚低,产生了浊地日降与清天日高产生出 “天日高,地日厚” 的错觉。通过悠悠之口将这美丽神话传说,传递无数岁月之后,错觉占居了主导地位,真相隐身于传说,传播到最后,终于衍义成为了“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而身居天地之间的盘古顶天立地将天地分开,自然也是“日长一丈”。古人用这样的记述来神化“盘古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天地之间九万里,盘古寿万八千岁,这些神奇数字的依据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长久以来,我们对盘古的认识,之前未曾以人类由高原向平原的大迁徙出发角度去审视,就是因为古人类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盘古大神,而古人类后代们信奉、景仰盘古大神。由于神的地位的崇高与特殊,因此也就忽视了从人的角度去客观地看待他,从地面角度公正评价他,于是盘古这尊大神被谬误包装数千年。看到汤锦程先生论盘古,顿时让人眼前一亮,将神话与人类历史结合在一起综合加以考量,这真是一条探索远古、上古历史的绝佳思路! 
   假借盘古“日长一丈”扭曲反映出,早期先民从西部高原向东部低海拔地区的迁移历程,对于这一点,笔者深表认同,并折服作者探索历史独辟蹊径。但是由于笔者思维的局限性,从来不曾想到过,久远传承下来的盘古传说,是承载着这一迁移历史信息的重要史料。读到此顿时让人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类似这类点亮心灵智慧这灯,在《中华日月民族论》当中,可谓是比比皆是、随手即拾。 
   辟如,笔者也曾粗略研读过《山海经》,并时常会陷入这样一种困惑当中,那就是有关帝俊的相关记述。我的直觉是,《山海经》中讲到了三个并行的天神系统,一个是炎黄神系,一个是东方太皞神系,一个是帝俊神系,而这三者之间,我一直是认为它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三大神系当中也有过交流、交往的历史,甚至于太皞被后来的一些史料变为了太昊,而该神系也被部分人收编到黄帝族麾下。但我始终主观的认为,那是周朝人及其后代掌握历史话语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民族光荣,而进行了有选择性历史改造。这样的想法虽然未必经得起推敲,但笔者从未产生过三大神系,可看作为同一个神系不同称谓的想法(类似于三位一体)。而特别是帝俊神系,从《山海经》中可知,有关帝俊的记述,超过了所有神的光辉业绩,我在书中也看出了其神系地位高于炎黄,但从没有产生过其与伏羲实为一人的想法,而是理解为《山海经》作品最早出于东方,东方民族出于本能的地域优越感而将炎黄神位置于东方帝俊神之下,正是由于这些主观想法,使我在读《山海经》时跳不出思维的框框,长期无法突破,也就长期对《山海经》中的内容一头雾水。不明所以。 
   有关“女娲补天”,这个中华民族最著名的神话,在《中华日月民族论》中也被赋予了新的革命性见解。同样,人们在解释“女娲补天”这则神话时,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人们都是在远古、上古时代的水灾、地震、山崩、等自然灾害方面打转悠,认为是自然灾害,在古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这种记忆最后催生出一个女神拯救人类的神话。能够产生这样的现状也绝非是空穴来风,世界上各民族悠远记忆中都有洪水泛滥,人民陷入灭顶之灾的残存伤心史,最为著名的当属诺亚时代的大洪水,而这些是被考古证明的历史真实。 
   就中国地形而言,西高东低,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均是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腾向东直到大海,4000多米的高低落差,无数条支流汇聚,形成洪水泛滥的自然条件,这几乎就是一个毫无悬念的常识性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共工怒触不周山,引发了大洪水,在多数人心目中深信不疑。而女娲作为从洪水中将人类拯救出来的祖神地位得到了一致认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人再去怀疑已成定论的东西。但是《中华日月民族论》的作者,敢为天下先,向木已成舟的社会共识,发起刚刚结束的水神火神战争联系在一起,历代相传变形演义出了失败的共工怒撞西北擎天柱不周山,于是出现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神话故事,而女娲领导的月族平息这场叛乱,并积极组织抢险救灾,使天下重新安定。这些文字发明之前的远古重大事件被神话化,则成为了女娲氏成功用五色石补天,以芦灰而止淫水。由此可明白,数千年前中华古人类就是极富想象力、创造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民族。如果没有《中华日月民族论》这部罕见著作问世,我们根本不可能窥见这远古时代的一幕! 
   读《中华日月民族论》笔者收获是多方面的。就从拜读时,于无意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那就是:过往之日,本人头脑中时常闪现些许的疑惑,即五行当中水能克火,而火不能克水,缘何在“补天”传说中,火神祝融与水神共工之战时,水未能克火,则反而是水神落败火神得胜呢?而按《中华日月民族论》说法,这是一个由善于用火部落与另一个善于使用舟船部落的部落战争,则前期笔者之疑惑顿时化解。这本是描述一段遥远远古时代历史片段,与五行学中“水火论”无关,不可混为一谈。 
    “后羿射日”这个耳熟能详的著名神话故事,在《中华日月民族论》当中也得到了新的诠释。按古文献《淮南子•本经训》所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九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对于后羿其人,笔者略有研究,并曾发表《后羿辨误》一文,谈及历史上两位相差数百年而被后人混淆的后羿问题。但在心底里仍然将远古时期后羿与神同待,但依汤先生之观点,所谓后羿射日,并非是弯弓射太阳,而是平定尧帝之时的一场日族叛乱,不仅观点新奇,而且也更接近社会现实,实在是独到见解。这样后羿之“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更加脚踏实地。据本人考证,羿消灭的几个为害人间的怪物地点,在当今仍然有对应之处,如:凿齿被羿射死于畴华之野(此地在今山东潍坊地区);被羿消灭怪鸟大风于青邱之泽(在今天的江苏东北部地区);被羿活捉于桑林之中的封豨,其地点位于今河南省;而羿斩杀修蛇的地方则是今天湖南洞庭湖畔。按诠释神话的规则,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所谓的怪鸟大风、野猪封豨之类,不过是不听天子号令的叛乱部落,而鸟、猪很可能是那些部落的图腾或族徽。 
   脱去了古老神话给古代名人罩上的神仙化神秘化外衣,是可以接受的史学研究方法。唐尧时期,曾经发生了一起十个日族部落与多个其他部落联合发动的叛乱,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使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在当进的最高领导人唐尧的正确领导,手下大将羿临危受命,南征北战,东讨西杀,终于平定了这场复合式特大灾难。羿的英勇无畏终于使人民渡过了这场浩劫。尧因领导这次拯救行动建立了如此不朽的丰功伟绩,因此深得民心,受到了人民的一致爱戴,这就是笔者受到《中华日月民族论》之后,受到启发,尝试解读出“后羿射日”神话故事中暗隐的上古信息。 
   细读《中华日月民族论》,特别是按《中华日月民族论》的研究方法,将前述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远古、上古传说进行剖析后,《中华日月民族论》中的又一论断:“中国的禅让制并非是到了夏启时代才终结,而是早在女娲时代就曾经出现了。”这一立说,彻底的颠覆我们为之自豪的大同社会(尧舜禹时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学说是十分成立的。即在启之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就曾经被破坏,水神共工,浮舟而来发起的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战争,传说这场大战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出现了“四极废、九州裂,天柱崩”的可怕景象。女娲平定这场内乱“炼石补天”。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女皇的登基及禅让制的终结。从而确立了日族统治的结束与月族统治时代的到来。看到这场发生在数千年前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面前展开,真让人惊心动魄、心潮澎湃! 
四、《山海经》做为学术突破口,睿智的选择 
   运用《山海经》作为日月民族理论观点的突破口,这一做法极具智慧、选择突破点准确到位,极具说服力。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是诸子百家之首,成为了左右中国思想理论界达二千多年的唯一学派,这方面,汉代董仲舒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霸道做法,终结了中国非儒学派理论家的话语权、生存权,在汉武帝的首肯之下,中国文化百家争鸣局面从此消失,文化发展途径从此逆转,发生巨变,儒家理论成为了古老中国大地上唯一正确的理论,而同时期的其他学派受到了长达两千年的不公正待遇,受到无情的打压和排挤。而《山海经》的境遇与其他学术书籍相比,则更是等而下之,处境更凄惨。由于《山海经》是一部远古时期的地理学专著,在社会上本身实用性价值有限,而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理论指导刚好一网打住了这条鱼,更让这部古地理学著作横遭噩运。因《山海经》中,描写叙述的奇异动植物目不暇接,吹响了怪力乱神的集结号,因《山海经》中出现的奇异生物,太多太滥,怪力乱神一多,则更是与儒家理论相背,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几乎人人都不待见它。由于《山海经》严重背离的儒家基本学说,基本价值观,每天捧着书本“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们谁都懒得碰它,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注释阐述方面,这也无意间成就了那句名言“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被儒家文化人追捧的经典注释者,研究者、推崇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儒家理论被他们出于良好初衷与动机一直在不断完善之中,结果是好心办坏事,儒家理论被改得早已是面目全非,失真褪色严重,有些作法与孔圣人原旨主张相去甚远,或者是完全背道而驰,甚至于走向了极端。比如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变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对妇女贞节观毫无人性的强制落实等。这是让孔老夫子寒心的歪曲与篡改。而相比之下,二千多年被抛弃在角落里的《山海经》因为少人问津,历代文人也懒得为读,更懒得其注释,修正,结果直到今天,它仍然保持了二、三千年前的原文、原貌、原生态,并没有在这二、三千年里被整容与化妆修饰过,更没有被自作聪明者加入立场观点等“佐料”。因此《中华日月民族论》选择《山海经》作为研究远古史的重要资料库,很容易得到最原始信息、几千年前古人的真实思想、能够在不被后人干扰破坏的前提下使用,其他资料,未有能出其右者。试想,假如《山海经》成为后世文人追捧的对象,那么我们今天见到的《山海经》恐怕早已就被“捧杀”扭曲成一个四不象怪物,我们还到那里去寻找真知烁见!因此对于汤先生将选择《山海经》作为《中华日月民族论》探究引用的数据库的作法,笔者非常赞同,并为之鼓掌。这是一个十分睿智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感谢《山海经》成为了儒家独大时代的文化牺牲品,若非如此,汤先生这一惊世理论若要获得突破,恐怕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 
   关于汤先生的“中华日月民族”这一历史性发现,在《山海经》中的获得重大突破的角色是——帝江。这真是大师独具慧眼之处。长期以来对《山海经》笔者也进行过一些关注,但将关注点放在了帝俊、太昊、炎黄,这三个系统上,而对于那个形象好似一头没有脑袋的猪,但却长了六条小短腿、四个小肉翅膀的圆里骨嘟的奇异生物,从来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记得鲁迅先生在某篇文章中提到过“不见五官,混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之类的话,愚一直认为,那是鲁迅先生以帝江为原型描写的出的角色。由于《山海经》中奇怪异常的物种多如牛毛、比比皆是,而帝江在《山海经》全书中只出场过一、二次。因此我就将其归入了普通山精怪物之列,没有给予重视,我认为大凡读过《山海经》的人都极易患上“见怪不怪”的“麻痹症”。正像晋代郭璞在《上“山海经”序》所评价的那样:“是不怪所可怪则怪所不可怪也。”但汤先生慧眼识珠,竟然从平凡中见伟大,从这样一个貌似渺小的角色里获得了重大发现,今引述一段《中华日月民族论》原文,以佐证并管窥汤先生之睿智: 
   盘古氏又称浑敦氏,《庄子》曰:“南海之帝为脩,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脩、忽乃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脩与忽欲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故事中的浑沌,即浑敦,又曰混沌,字虽有异,但字音相同,这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字音相同,字可以互假通用的原理。浑敦氏在历史上又称“帝江”和“帝鸿氏”。 
   帝江的研究为我们探索古代文明、探究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户,为我们冲破现有思维的框架,破解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诸多谜团,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即是《中华日月民族论》对全社会的又一大启示,也是又一大贡献! 
   在这里我还要借用郭璞的话来诠释评说汤先生重大发现的成就,“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使尤可怪也,若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可以说笔者本人尚徘徊于对《山海经》“怪所不可怪”阶段的泥沼中不能脱身,而《中华日月民族论》的首创者汤锦程先生则已达到“理无不然矣”的极高境界了。 

201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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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用历史残片来还原历史——《中华日月民族论》之我见 (分数: 1)
由 tangguozhuang 与 2014-04-12 17:41:10
(使用者资讯 | 寄出讯息)
    纪老师文章见地独到,对锦程先生的观点起到了推力和肯定的作用,是的,中华文化,积淀那么深厚,历史那么远久,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找黄帝或者伏羲,或者女娲之前的蛛丝马迹呢,汤锦程先生首先提出了这个崭新的课题,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必须要研究的大课题,希望国内国外科学家重视汤锦程先生提出的观点。为寻找中华文的源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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