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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民俗: 孝子与官运



《二十四孝古今谈之三》

孝子与官运

作者:纪晓辉

官员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上层人士,社会的中坚力量,大众管理者、公务员,拥有广大平民不具备的权力地位,因此也一直是读书人追求的人生奋斗目标,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道理。而在《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就明确提出了孝子的尽孝是分阶段实施的系统工程,在尽孝时具体的实施步骤是:即初级阶段为“始于事亲”(即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尽孝,尊敬父母、热爱父母,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中级阶段为“中于事君”(即在事亲的基础上发展到用事亲的精神为国家效力);最后才能够“终于立身”(成为一个有成就、有贡献、为父母赢得好的声望荣誉的有用之才)。《孝经》将孝子的先进事迹与官宦命运联系在一起,以弘扬尽孝精义为宗旨,对民众进行孝道德宣教。既然尽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道德观,《二十四孝》涵盖的范围自然不能少了官宦阶层,忽略这一重要社会群体,孝的宣传将丧失一块重要的阵地。因官宦阶层在社会上的特殊性,将其作为孝文化宣传的重点要点、支点,则对全民性孝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意义。研究统计郭居敬版《二十四孝》中诸多位孝子当中,有大小官运的孝子共有10人。在这10人当中每个人官运都与其行孝有直接因果关系。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人生官运当中90%,官运是在人间的,还有十分之一是在人间之上的仙界当官的。做为人间官运及尽孝方式,又存在不小的差异性,孝子官员的经历与官运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简而言之可概括为三名话:因孝行而做官,因尽孝而辞官,为官而有孝行。今详述如下: 

(1)在《二十四孝》中,因孝行而做官者有5人。他们是:孟宗、王祥、江革及仲由,这4人均是因孝行事迹突出,而最终由庶人而成国家栋梁级的高官。而另一位则情况极为特殊,地位变迁可谓是宇航火箭式的,从一个普通农夫,因其孝行感天动地,而一跃成为了普天下之下最大的官,最高统治者,贵为天子,并成为了中华民族为之骄傲与自豪一代圣王,他就是——舜。 

(2)因尽孝而辞官:有2人。即朱寿昌、庾黔娄。

(3)为官而有孝行:有2人。崔山南、黄庭坚。

(4)为尽孝而不去做官:有1人。曾参。

(5)去仙界做官:有1人。吴猛。

下面将就上述几种情况中,相关孝子事迹及与《孝经》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

(1)因孝行而最终做官的情形分析

从上述孝子因孝而最终做官的几个事例中可明显看到,孝道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人在人生履历中,有对父母尽孝的事迹而赢得了官运,在社会上多种行业各种岗位当中,为官或称之为公务员,则是集地位、权力、荣誉、财富于一体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将孝子之孝行与一个人的官运密切联系起来,则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吸引力和冲击力。《二十四孝》用数个实例证明,孝道具有极大改变人生命运罗盘的功效。纵然你是出身低贱、一贫如洗,家涂四壁,但只要有一颗孝心,身体力行去尽孝,完全可以因孝行而改变命运。晋代江夏(今湖北武汉)的孟宗因其抱竹而泣的孝行,而先后任吴令、盐池司马,累迁光禄卿、司空。官至司空之职(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长);晋代琅琊(今山东临沂)的王祥,因对不仁慈的继母毫无怨恨之尽,寒冬腊月,为了饱继母一时之口欲,而用身体融冰捕鱼之方式来奉养继母,这样的感人孝行,为其长大成人后走上仕途奠定的基础,最终官至大司农、司空、太尉之职(也就是说王祥在国家机关中先后担任农业部长、建设部长、军队总司令等职务)。春秋时期孔圣人门徒仲由(子路)为了对父母尽孝,自己不辞劳苦去从百里之外背米回来以赡养孝敬父母,而自己却每天以野菜藜藿当食物(藜草一种全球性野草)充饥。如此的孝行,为其日后成为国家大员夯实了道德根基。  

出生于东汉齐国临淄的江革身处乱世的难民,背着母亲四处逃难,以到处打短工来挣来糊口的食物,侍奉年迈老母亲,其一颗孝心,甚至于感动的拦路打劫的土匪,最终因其孝顺的感人事迹,深得汉明帝刘庄的赏识,从举孝廉的途径而做了高官。被皇帝亲赐“贤良方正”的荣誉称号,官拜五官中郎将。

孝廉,是一种功名,是从汉代开始实行的“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察举制”是由国家施行的一种由下向上推荐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有功名便可实授官职。而国家举孝廉的制度最早就是源于《孝经》的理论,《孝经》“孝治章”中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治天下可以“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只有以孝治理国家,才能出现“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高深的政治理论、治国理念,绝对不是文化素质不高,理解能力偏弱的普通民众所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的。但对于《孝经》中这些理论,国家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将其做到理解前提下的实施,做起来并没有特别大的难度。那就是让各郡国每年将当地最为孝顺、最为廉洁、最为公正无私优秀品德的人才,作为“孝廉”推荐给朝庭,国家将其任命为官员,帮助皇帝管理国家事物,为国家效力。这些具备赤诚之心、胸怀坦荡、廉洁自律的人士充实到国家公务员队伍当中,就能够有效起到匡正官场风气,使正能量发挥作用,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国家自然就会“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人民之间和谐相处。实质上以孝治天下,也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的一种具体落实与延伸。

从上述这些孝子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虽然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但均是因为一颗纯情孝心而最终不仅是走出了生活窘境,并且还为自己争取到了光明的前程,最终平步青云,从平民晋身官吏、公务员行列的。

这里反映出的是孝的两层核心价值意义。其一是《孝经》从爱惜生命角度出发确立的“孝之始也”初级阶段;顺利过渡到第二层“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之“孝之终也”。

这些平民英雄的事迹用以印证《孝经》所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三阶段孝行,言之有物,事实俱在。因对父母心存孝道并身体力行,而最终改变人生命运,活生生的事实是多么的有说服力、震撼人心啊!同时,《二十四孝》用大量事实证明一个规律性:广大孝子在孝道上勤恳努力,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有关因行孝而改变了命运最震撼人心、最值得称颂的当为先圣先王——大舜的故事。

中国的历史源于远古的“三皇五帝”,而舜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为五帝之一。他本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三个人密谋对舜实施谋杀,并多次付诸了行动。如有一次是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补谷仓,乘机撤梯放火,使舜顾时陷入了或烧死、即摔死的绝境当中,结果舜用两个斗笠当降落伞,跳下来逃过一劫。另一次是在掘井时,乘舜在井下挖掘时,突然实施填井手段,企图将舜活埋在井下,结果舜利用事先挖出的救生通道得以逃生。最让人感动的是在家人屡次三番的谋杀行动后,舜对家中几位至亲的不理智行为毫无怨恨之心,一如既往对父亲尊重、对后母敬爱、对弟弟照顾,其孝悌不仅感动了天下人,也感动了神灵。也正是因为其无私高尚品德,最终天子尧将天下统治权禅让与他。使舜成为了一代帝王。《二十四孝》中这个《孝感动天》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人有孝心,天必佑之。孝字当头就拥有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仿效孝道先贤是人人皆可行,人人皆可创造出历史的不二法门!

(2)因孝而辞官

官职与人生的追求目标,与生活的质量品质、荣华富贵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因果性。因此人在世上走一遭,能够成为官员或国家干部,实际上是鱼与熊兼得、名利双收、稳赢不赔的划算买卖!这也是自古及今相当多的人,削尖脑袋往公务员队伍里钻的原动力之一。但是当一名官员,家中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当父母遇到难处需要解决,当父母孤独需要儿女陪伴时,一名官员是贪恋权位而置父母于无顾,还是放弃权力地位,打道回府去向父母尽孝,这直接反映出了一个人品行操守,因此能够放弃到手的权势、地位、荣誉与财富而辞官,回家去向父母尽孝者,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是非道德高尚者所不能为的。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被人崇敬的道德楷模在《二十四孝》中当然要赞美,而这样的先进被介绍了两位,一位是南齐高士庾黔娄,一位是宋朝官员朱寿昌。两位的先进事迹分别是:

《二十四孝》“尝粪忧心”中,庾黔娄受命担任孱陵县令不满10天,就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在是回家照顾老父与继续为官享受荣华富贵的抉择中,庾黔娄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回家后为了解父亲病情,曾做下了尝父亲大便以判断病情走势的令人吃惊举动。这一大胆行为不由人想起了历史上更一位品尝大便断病高手——越王勾践。从表面来看,二者行为方式相似,判断病情手法雷同,即均是通过对大便的口舌尝检而判断出病人病情状况。但二者的差异还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二人尝便时心理状态完全不同。庾黔娄尝便是心情忧愁急切所致,是出于对重病中的父亲真心实意关心关爱的必然结果,是发乎于内心,见诸于行动的孝行之举,是令人敬佩的。而勾践的尝便则完全是另一种心态,他心中充满了仇恨,尝便不过是一种为了最后报仇而屈于委蛇、虚情假意的阴谋诡计行径,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产物。因此庾黔娄的尝便是伟大的,而勾践的尝便是令人鄙视的。套用一句司马迁的比喻句:一个重于泰山,一个轻如鸿毛。正是由于两位历史名人动机不同,也就在之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续集,庾黔娄痛心的为“便主”父亲守孝三年;而勾践则是十年后(公元前473年)将“便主”夫差逼死在姑苏城楼。

《孝经》中对子女如何对父母尽孝有过这样的论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意思是说,人类的行为,没有比孝更为重大的了,孝道之中,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了。庾黔娄用敬父的真心去尝便,去守制三年。就说明其对父亲真正做到了“孝莫大于严父”,已经用实际行动占领了道德至高点,为后世孝子做出了表率。这是勾践这样的权谋小人所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的。

而另一则辞官故事主人公朱寿昌,则是在七岁时就被迫与母亲失散分离,终日思念母亲,盼望母子团聚,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煎熬了朱寿昌达半个世纪之久。当终于在宋神宗赵顼年间(公元1068至1085年在位)得知母亲下落在偏远的陕西后,朱寿昌毅然决然放弃了自己官高爵显的高级公务员职位,而踏上漫长的寻母之路。从人情角度上说,朱寿昌思母、寻母长达五十多年之久,赤心之心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十分感人,令人钦佩,而为母子团聚见到母亲,而放弃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则更是让人赞叹不已!这份情怀、这份勇气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郭居敬在《二十四孝》中编写进这个故事,其本意就是要提倡这样一种孝德思想:“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意思是说,圣人的德行又有什么能超出孝道呢?因为子女对父母的敬爱,在年幼相依父母膝下时就产生了,待到长大成人后,这种子女对父母尊敬的天性,也与日俱增,正是这种敬父母的天性使然,圣人在敬父母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本人查阅了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宋代朱寿昌辞官去寻母绝非作者虚构,而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朱寿昌母子团聚后,一些有正义感的朝中大臣,立即将此事上奏了宋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出于标榜大宋“以孝治天下”的政治需要,立即传旨,朱寿昌恢复朝堂上一切职务,并号召全国臣民向朱寿昌学习,从而在大宋朝掀起了一个学先进、当孝子的孝道文化运动。

《二十四孝》中上述两例是在向人们说明一个问题,人生尽孝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尽孝任何权力地位荣誉都可以放弃,没有比亲情更重要的情感了,尽孝是顺应天地之自然规律,亲情是大于天的真实情怀,在亲情面前,荣华富贵、权力地位都不值一提,真正懂得了敬爱父母,也就达到了圣人之道德境界,人人都能够这样去身体力行,那么世界将变得无比美好!

(3)为官而有孝行

在这方面《二十四孝》主要讲了两个孝子先进人物的故事。

北宋黄庭坚,是著名诗人、书法家,在朝庭官居高位。但这样一名朝堂显赫要员,在家中侍奉母亲却竭尽孝道赤诚,每天都要亲自为母亲倒粪便,清洗便桶,做的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从无懈怠。当有人劝黄庭坚说,这种粗活脏活可以让家中奴婢去做,你又何必亲自动手呢?黄庭坚回答很是发人深省:“给自己母亲尽孝是一种荣誉,一种义务,这样的荣誉、义务,怎么可以让他人代劳呢?”相当多的人都容易犯这样一种错误,那就是社会地位一变,人的架子就端了起来,一些肮脏活计就不愿或不屑去做。甚至于会轻视做这些粗活的人。事实上有这种思想的人,官德有亏,官是当不好的。黄庭坚在这里给为官者做出了好的榜样。《孝经》“士章”上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祭祀,盖世之孝也”。大意是说:用侍奉父亲的心情是侍奉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国君,崇敬之心也是相同的。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两者兼而有之的对待父亲。因此用孝道来奉事国君就忠诚,用尊敬之道奉事上级则顺从,能够忠诚顺从地奉事国君上级,然后即能保住俸禄和职位,并能守住自己对祖先的祭祀,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

《二十四孝》在选撰这样的身居高位,仍身体力行亲历亲为孝道的故事,就是在说明,一个好的官员,必须是那种要在朝堂对君王忠诚,在家中孝顺父母表里如一的人,任何品德上有欠缺者,为官都会给社会构成危害,孝治天下,在不同社会阶层其标准是不同的,但孝道则列在第一位。能够竭尽全力在家中尽孝,是一名官员能够对国家尽忠的试金石。只有通过了孝道考试,为官的公务员们才能真正如《孝经》“事君章”指出:“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意思是说,君子奉事君王,在朝庭为官的时候,要想看如何竭尽其忠心;退官居家时,要想看如何补救君王过失,对于君王的优点,要顺应发扬,对于君王的过失缺点要匡正补救,所以君臣关系才能够相互亲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论及身居高官而有孝行者,黄庭坚之言行可说是给文武百官们做出了表率。

有关为官有孝行在《二十四孝》当中还有一例,那就是《乳姑不怠》的唐夫人。这位唐夫人本是唐朝孝子官居山南西道节度使的崔山南的祖母,唐夫人的婆婆长孙夫人口中牙齿已经全部脱落,丧失咀嚼能力,因此唐夫人每天用自己的乳汁来喂养婆婆,达数年之久,长孙夫人不再吃其他饭食,身体依然健康。长孙夫人病重时,将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说:“我无以报答新妇之恩,但愿新妇的子孙媳妇也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后来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遵长孙夫人所嘱,孝敬祖母唐夫人。在这则孝子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番官宦人家孝道传家,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崔山南这个地方大员,是个大孝子,但这个孝子的成长是因为家中有一个孝女前辈好榜样,我们且不谈“明明德于天下者”的“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能否实现,但就第一步“齐家”目标在崔节度家中已经实现了良好的开端。这样的孝顺官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之一。

(4)为尽孝而不去做官:有1人。曾参。

《二十四孝》孝子当中,也有一种为了在家尽孝道,而拒绝做官的例子。这就是在中国春秋时期以孝闻名的曾子(前505~前405年)。这位孔子弟子的相关官运事迹,在《二十四孝》中并未谈及,《二十四孝》中只谈了乐正到访时,“参采薪在野,母啮右指,旋顷走归” 但在其他的文献《论语•孔子家语》中明确记载有曾参为孝母而辞去在齐国做官的机会一事。是此可知曾参的孝著称于世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

(5)去仙界做官:有1人。吴猛。

《二十四孝》中讲到一个少年孝子的事迹,甚是贴近百姓生活,其尽孝的内容朴实无华,真实可信,那就是《恣蚊饱血》中的吴猛。原文:“晋吴猛,年八岁,事亲至孝。家贫,榻无帷帐,每夏夜,蚊多攒肤。恣渠膏血之饱,虽多不驱之,恐去己而噬其亲也。爱亲之心至矣。”意思是说:吴猛,晋朝濮阳人,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家里贫穷,没有蚊帐,蚊虫叮咬使父亲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吴猛总是赤身坐在父亲床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原因何在呢?因为蚊子的习性就是吸饱血后,数小时不再叮人,一个八岁孩子,就是忍着奇痒,用让自己喂蚊子的方式,来减少蚊子叮咬亲人的机率。这个尽孝故事,的确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但是从这件小事中,我们能够有一种孝子就在我们身边的亲切感,仿佛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让人觉行真实可信。并且切身感觉到对父母尽孝就是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做起。这个让我们感觉到亲切少年孝子,在《二十四孝》这个作品中塑造的十分成功。并且在《二十四孝》全书中,并没有提及之后吴猛的官运。但在郭居敬编撰《二十四孝》之前数百年,这个吴猛就已经是超凡脱俗的大官了,而这个官并非是人间的官,而是天界的仙官。从郭居敬身处元代,极其相信神灵存在的角度出发,在《二十四孝》中编入吴猛这个神仙在人间的孝道故事,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而为之,其没有明说的隐语就是:孝子贤孙只要恪守孝道,不仅在人间能够得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且成为长生不老的活神仙也是完全可能的。但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讲出这些官运,特别是这一段吴猛的仙官运,并不是赞成郭居敬的说法,而是为了尊重原著,向读者客观介绍《二十四孝》中孝子与官运的情况。据我所知,吴猛尽孝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他能够位列仙班则是后人虚构的。

 

怎样看待《二十四孝》中孝子与官运的关系

  

孝子与官运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行孝积善为因,为官富贵为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形成,而《二十四孝》是各种孝子孝行与官运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主要突出的是:

(1)与儒家提倡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孝道理论主张直接有关。而《二十四孝》中的孝子官运,则是侧重于对“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宣传功能,一方面孝子如何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孝子为父母祖先赢得立身好名声是其宣教的主打方向。

(2)与汉代董仲舒之后形成的儒家一家独大的治国理念有关。在儒家的理论被统治者普遍接受认可之后,孝治天下政策被历朝历代推向了极致。

中国统治者发现,儒家以孝治国对维护统治地位、缓和社会矛盾、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确有神奇功效,所以开始着手将孝文化用法律的形式强力推行,作为与国家法律并行的另一驾马车,作为国家制度的一大补充,因此将孝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道德规范的首要位置。举孝廉制度有效的将孝行与官运密切联系到了一起,而“丁忧”制度又强行将官员守孝列入了干部监察体系当中,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一旦父母亡故都要回乡守孝,一旦有人不遵守“丁忧制”,会立即遭到御史弹劾,被从官场上清理出局,甚至可能会终身与官无缘,使孝大于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迫使官员在为官和守孝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若是遵守了“丁忧制”则相当于在官场上又拿到了一张孝学毕业文凭,对个人官运的未来能够起到较强的助力作用。

综合而言,《二十四孝》充分宣传了孝子与官运的关系及发生关系的多种形式,是儒家孝道文化在旧中国社会上的真实反映,是统治者实现以孝治天下的产物,对在全社会弘扬孝道文化、促进社会孝道观的形成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立志仕途者开辟了一条现实的捷径,对他们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必须指出的是,读《二十四孝》必须认清这一点:即孝子尽孝是做人天经地义的本份,是一种社会责任和义务,并不能将尽孝的出发点定位在将来有机会能够成为国家干部上,而国家给予孝子的授予官职,则完全是国家政策的安排与调整,从个人角度上说,在尽孝时,根本不允许将这一功利因素考虑进去,否则尽孝将失去其原有纯情意义,堕落到道德底线之下,既使是孝子因为孝绩突出,有幸成为了国家官员,也要切记,这一荣誉并非归功于自己,而是《孝经》所言:“显圣于父母”,那只是给你提供了一次为国出力、为君分忧的机会而已,这才是看待《二十四孝》中的孝子与官运之间关系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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