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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历史: 北京宣武会馆革命史话



北京宣武会馆革命史话


作者:汤锦程

    北京市宣武区位于北京城区西南部,面积为16.53平方公里,全区分8个街道办事处,人口多达60万。在宣武区境内,散落着360余家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三分之二,是会馆最为密集的地区;因而,宣武区又是北京的会馆区。宣武区会馆之多是于历史分不开的,清政府定都北京后,实行旗民分住制度,旗民居内城,汉民居外城,因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汉官为上朝便利,多在正阳门外大栅栏地区选址建房;致仕后,汉官又多将府邸捐为同乡会馆,而后遵照传统的聚族而居的观念,举家归乡定居。清代,每三年举行一次礼部会试,各省举子相继来京赶考,因试子赶考进出于宣武门,为了给各省举子创造便利条件,各省试子会馆多建于宣武门外的椿树地区和菜市口以南地区。只有商务会馆,因崇文门是“税关”,所以建在崇文区。因而,北京前三门外的会馆,主要分散在正阳门外和宣武门外,因上述两地区均在宣武区人民政府辖域内,“北京的会馆区”,这一桂冠带在宣武区头上是最为贴切的。
    北京的宣武会馆又是清未改良主义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同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沿战地。因而,宣武会馆又成为“革命的摇蓝”,是北京革命文物的保护区,在其区762条街巷中稍有改造,就会造成大批革命文物的损失;而任何一条街巷的历史,都能与中国革命发展史接轨。因而,北京宣武区又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教育基地”。为了让读者能更多的了解我们宣武区的会馆革命史,做为一名宣武区的居民,我将尽自己所知奉献给读者。
一 百日维新的强国梦
    清光绪21年(1895年)初,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手康有为携其弟子梁启超、汤睿北上京师参加礼部会试,康有为到京后,下榻于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东北小跨院内的“七树堂”;而梁启超则搬进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115号新会会馆“饮冰室”;汤睿则回父亲在京的官邸居住。同年2月,中、日海战以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而宣告结束,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至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举行停战谈判。417日,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等1l项条款。消息传至国内,康有为当即在南海会馆起草了《上皇帝书》;422日,康有为在其弟子粱启超、汤睿的协助下,联合了广东、湖南两省举子去都察院上书,请政府拒签和约,然却遭拒绝。51日,康有为在达智桥胡同12号扬椒山祠内邀集18省举子研究上书问题,签名者多达1300余人。后党孙毓汶侦知后,四处恫吓,使部分举人临阵退却。52日,康有为坚持上书,其率部分举人再次上书都察院,仍被拒绝。因此次参加上书者均为举子,史称“公车上书”。
    上书虽遭拒绝,但康有为在书中提倡的“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首开变法改良之肇端,并广为人知。53日,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身为朝臣,有了奏本的权力,则于529日将其《上皇帝书》上交都察院。63日,光绪皇帝读了康有为的上书,极为嘉许,由此种下了变法维新的种子。
    7月,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创办了《中外纪闻》进步报刊,使其成为改良主义的咽喉。830日,康有为在宣武区后孙公园安徽会馆内成立了“强学会”,公推陈炽为负责人,梁启超为书记;康有为负责起草章程,宗旨为“变法救国”。强学会得到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孙家鼐的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李鸿章均捐银以助,强学会由此成为改革的旗帜。
    清光绪24年(1898年)月15日,康有为在南海会馆成立了“奥学会”,各省会馆纷纷效仿,组织各省学会,使维新变法气氛日浓。1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析》曰:“中国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光绪帝览其奏折,决心变法。412日,康有为在宣武区南横西街11号奥东新馆召开成立“保国会”大会,其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各省亦在京会馆内成立“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将变法维新的浪潮推向巅峰。在改良派的喧嚣声中,光绪皇帝终于下决心改革。611目,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616日,光绪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命其为总署章京上行走,指导变法。7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9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均赏四品衔,命在军机上行走,参予新政事宜,时称“军机四卿”,实为新政“宰相”。谭嗣同虽身居高位,但为官廉洁,其在京无府邸,则以北半截胡同4l号刘阳会馆“莽苍苍斋”为居室,而浏阳会馆南跨院则是谭嗣同和维新志士们经常议事的场所。谭嗣同自写一幅门联曰:“家无儋石,气雄万夫”,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真实的写照。
    新政锐意改革,光绪皇帝下诏裁辙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漕运。京内外大批冗员被裁汰,因而人人自危,引起守旧势力的不满,则欲拥戴慈禧太后再出“训政”。光绪帝闻知,十分忧虑,因无兵权,大位难保。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推荐共进会会员袁世凯入京保驾。9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命以侍郎侯补,以示恩宠。918日,谭嗣同知后党已蠢蠢欲动,则夜访袁营,请袁世凯举兵迎救皇帝。920日,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回津,其将新党计划密告直隶总督荣禄,而荣禄将此事秘密呈报慈禧太后。919日,慈禧太后在后党的拥护下突然回宫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将光绪皇帝幽禁于中南海瀛台,并降懿旨搜捕维新志士。康有为得到英国保护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得到日本保护,逃往横滨。921日,清兵包围南海会馆逮捕了康有为之弟康广仁;924日,清军又在宣武门东河沿74号山西闻喜会馆南跨院“虚声堂”逮捕了杨深秀;潭嗣同虽得大刀王五冒死前来相救,但他却拒绝逃亡道:“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今天中国的变法还没有流血,请自我谭嗣同开始。”于是,谭嗣同静等清军前来。926日,谭嗣同被捕。928日,谭嗣同与先后被捕的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康广仁在菜市口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这场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历时仅103天,就在残酪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因而史称其为“百日维新”。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但却使国人省悟,改良不能救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铲除中国2000年的封建枷锁,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开始了。
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具有鲜明斗争方向的革命斗争。但孙中山先生早年亦幻想过,通过改良来振兴国家和民族。18946月,孙中山先生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的主张;然而,孙中山先生的建议,并未引起这位自称“洋务运动”领袖的重视。7月,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引发了“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清军节节败北。915日,中国陆军由朝鲜败退回国内;917日,黄海海战,中国又主动让出制海军,至使日军攻入中国本土,大连、旅顺相继失陷于敌手。由此,孙中山先生看到清廷的腐败已无药可医,继续下去将使中国成为列强口中的渔肉,中华民族亦将沦为殖民地。1124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孙中山先于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纲领。
自《马关条约》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深得民心,并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人民亦期望通过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来解救中国。
清光绪21年(1895年)927日,兴中会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因未能唤起国人共识,而遭至失败。清光绪24年(1898年)9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彻底失败,至使资产阶级认识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于是转向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
    清光绪31年(1905年)82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及蔡炎培领导的“光复会”于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并推选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并在国内外设立了九个同盟会支部,使同盟会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清光绪33年(1907年),光复会骨干徐锡麟自日本回国,其至京住在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内,一面联络革命志士,准备发动“安庆起义”;一面向清政府捐官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充任安庆巡警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同年76日,徐锡麟在恩铭出席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时发动起义,当场击毙巡抚恩铭,并攻占军械所;但终其一仓促、敌众我寡,义军失败,徐锡麟被捕牺牲。
清宣统3年(1911年)1010日,湖北共进会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汤行健等发动武昌新军起义,湖广总督瑞征弃职而逃,新军光复武昌,众推举刚由北京归来的全国咨议局联合会主席汤化龙为都督。汤化龙推说自己不知兵,则举荐让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以民政长辅之。汤化龙以全国咨议局联合会主席名誉通电全国咨议局响应,并接见美国领事官,告之“革命当废帝国,建中华民国,用共和政体。”汤化龙在各国具有极高的威信,各国政府即依国际先例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团体,革命军政府被世界承认,汤化龙首功也。
19121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212日,清帝溥仪在北洋军阀的逼宫下宣布退位,中国的2000年封建帝制终于宣布结束。213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民国政府则北迁北京。824日下午,孙中山先生抵京;825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出席在宣武门外虎坊路3号湖广会馆内为其举行的欢迎大会;同日下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党在湖广会馆内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以1130票当选为理事长。自此,北京各省会馆成为来自全国革命党人及参议员的暂居地,而各会馆戏楼及会议厅均成为革命党集会宣传的活动场所;由此,宣武会馆区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圣地。
三 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袁世凯登上民国总统的宝座,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与维新派宣传家梁启超等倡导复古运动,尊孔教为国教。民国3年(1914年)5月,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兼全国学术委员长,通令全国教育界“尊孔读经”,汤化龙为将教育纳入其教育宗旨,联合章太炎等在宣外大街烂漫胡同101号湖南会馆内成立“教育统一会”,汤化龙以会长之职,将教育统一会这一群众性团体变成其推行复古运动的宣传大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鲁迅、胡适等认为:复古运动是社会的倒退,而孔孟之教则是维护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御用工具;因而,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战斗口号的反封建统治的“新文化运动”。
    民国4年(1915年),陈独秀率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提出“自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报刊宗旨,并告戒世人“不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理性和科学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次年91日,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迁址于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至京后,常住在宣武区菜市口东铁门胡同35号的安庆会馆内,其在此联络安徽同乡,宣传新文化思想。
    民国5年(1916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后邀请新文化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到北大任教,自此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民国6年(1917年)1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改革主张。21日,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呼吁“建设新文学,推倒旧文学,要求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进行一次革命。”民国7年(1918年),鲁迅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内写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515日,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新文学改革的号角。
    民国7年(1918年)10月,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在宣武区珠巢街创办《京报》;104日,为了培养新文化运动的新闻人才,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应蔡元培校长之邀,于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等进步青年纷纷入会,邵飘萍、汤修慧夫妇一面为学生的讲授新闻知识,又创办《新闻周刊》供学员们采访练生,壮大了新文化战线上的写作力量。1222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在宣武米市胡同64号泾县新馆内创办了《每周评论》,由胡适出任主编,使泾县新馆成为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革命运动的策源地。
民国8年(1919年)43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巴黎和约》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德国,将其在中国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放弃以与日本,德国在胶州领土上的有动产及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等。52日,汤化龙的秘书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原名《晨钟报》汤化龙创办)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证实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3日晚,邵飘萍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内,号召前来参加大会的北京13所学校代表,定于54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大游行。54日下午,北京3000余名师生齐集天安门前,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国家“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强盗行径。消息传出,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商人相继罢工、罢课、罢市,运动遍及全国20余省和150多个大中城市,大总统徐世昌及钱能训内阁被迫辞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亦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四 社会主义的实现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不彻底性,至使封建帝制余烬复燃。民国4年(1915年)12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登基称帝,自称“洪宪皇帝”。汤化龙率先反对称帝拂袖而去,其在天津密谋反袁;继之,梁启超、蔡锷、汤睿亦反出京城。民国5年(1916年)11日,蔡锷在云南成立护国军,通电讨袁,全国各地纷纷举义响应;529日,袁世凯心腹、湖南都督汤芗铭响应其兄汤化龙之义举,亦叛袁通电湖南独立。6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中自杀而死。
民国6年(1917年)71日,张勋、康有为、汤玉麟等保皇势力乘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总理府院之争,率兵入京拥清逊帝宣统皇帝溥仪登基复辟,恢复清朝旧制,并在宣外大街江西会馆内庆祝复辟之功。段祺瑞、汤化龙为保护共和政府,立即组织讨逆军讨贼;张勋战败后,逃入荷兰使馆,历时12天的复辟丑剧则以失败告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两次帝制复辟中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因而开始寻找新的革命理论。
民国6年(1917年)117日,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民国7年(1918年)冬,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中得到启发,则于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旋被迫解散。民国9年(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成立了各省共产主义小组。民国10年(1921年)71日(象征性日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新青年》亦改为党的理论刊物。李大钊因公未能出席一大,但被选为党的北方区负责人。中共北方局的活动中心初设在宣武北半截胡同20号潼川会馆内,并在馆内创办了《梓光》进步杂志,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领导下,开展革命宣传。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则在宣武区后铁厂胡同的叙州会馆内开展革命活动。民国16年(1927年)61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628日,壮烈牺牲。1018日,王荷波书记等18名中共党员被捕,亦英勇就义,反动军阀查封了赤色刊物《梓光》杂志;但赵世炎等仍在百色恐怖下,坚持在叙州会馆内开展党的活动。
民国18年(1929年)2月,张友清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其搬进了宣武区四川营路西延安会馆内,并以此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民国18年(1929年)6月,因叛徒出卖,张友清在西直门召开北京市委会议时被特务抓捕,中共北方局为了掩护张友清的身份,在新闻中一概不提及张友清被俘之事,张友清在狱中坚贞不屈,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民国19年(1930年),因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将张友清释放,张友清为了摆脱暗探的监视而来到天津。民国19年(1930年),张友清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宣武区的北京会馆再次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活动场所,各省在宣武区的会馆多成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战斗堡垒,如安子文曾在宣武区棉花上七条l号四川会馆内开展革命斗争;李世璋曾在宣武裘家街5号临川会馆内从事革命活动等。由于会馆产权为私有制,掌握在各省同乡会手中,统治阶级无力插足于其中;因而,会馆成为革命的庇护所。19492月,北京和平解放;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了东方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宣武区会馆终于完成了其革命的使命,北京的会馆全部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成为全民所有(除山西会馆、河北部分会馆外)。
 

(作者: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

本文刊登于《东方龙》1998年 总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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