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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原创: 比较与研究:上海会馆史陈列展示的多维视角



比较与研究:上海会馆史陈列展示的多维视角

潘君祥

 

三山会馆的上海会馆史陈列是上海第一次举行的会馆史展示,也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会馆史的博物馆陈列。鉴于上海的会馆史的内容本身就是中国会馆史的一部分,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将上海的会馆史放在中国的会馆史中来展示,通过比较与研究将上海的会馆史与全国会馆的“同”和“异”展示在观众面前。为此,近几年来我们做了一点初步的工作,有了一点体会。尽管还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在今天我们提出来与各位同行分享,并虚心地听取同行的意见和评论。

从清代开始,隶属于松江府的上海县城(俗称老城厢,也相对于租界的北市称南市)就成为全国各地来沪移民的聚居之地,在上海被迫对外开埠之前,南市老城厢地区已经是上海会馆公所的汇集之地。会馆公所简单扼要地说就是古代和近代民间的一种移民和行业组织,上海从一个普通的城镇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最大都市,就是和来沪各地移民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上海的会馆公所体现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的特点,体现了移民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所以,展示会馆公所的历史就是展示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展示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是符合展示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需要的。

要认识上海城市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要了解明清时期上海会馆公所的发生和发展,我们首先就要对明清时期中国相应的城市做一些比较,选取一些与上海的会馆公所发展有相似之处的城市进行一些比较。下面我们就以苏州和北京为例,和上海的会馆公所进行一些对比。

 

(一)从上海“小苏州”说起:苏州与上海的会馆公所比较

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古称吴,公元514年就建城,经济发达,文化也得以时代传承,为著名的江南古城。宋代时,杭州为宋首都,苏州的经济就不亚于杭州。到明代后期,苏州就取代南京成为江南地方的经济中心,对长江南北的各地市场均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就全国而言,明清时期,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此者,莫不建立会馆。”(江苏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1页。)可见,是发达的工商业和文化服务业是导致苏州会馆公所众多的最主要原因。当时,苏州的东半城就是一个手工业的生产中心,西半城则是商业中心,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号称“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入清以后,更是“海外异域珍奇怪伟,稀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和北京、汉口、佛山一起,被时人称为“天下四聚”。甚至有人认为:那时苏州“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孙嘉淦:《南游记》) 也就是说,就其市面的繁华来说,即使是北京也是没法与苏州相比的。正像已有的研究者所论定的那样,“概括地说,苏州有着全国最大的丝绸、棉布、书籍市场以及丝棉织物染整加工市场,位居前列的粮食市场、金融市场和极为突出的日用品、工艺品市场,还是全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因此只有苏州才是工商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大都市。”(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据我们已经收集的资料分析,苏州历史上产生的会馆公所的数量如下:    

元代1个,明代4个,清顺治年间2个,康熙时期22个,雍正时期1个,乾隆时期32个,嘉庆时期17个,道光时期26个,咸丰时期10个,同治时期24个,光绪时期31个,宣统时期4个,民国时期34个,其它未明确成立年代的50个,总数为258个;    

上海历史上产生的会馆公所的数量如下:

清顺治年间1个,康熙时期6个,雍正1个,乾隆时期9个,嘉庆时期5个,道光时期16个,咸丰时期15个,同治时期26个,光绪时期109个,宣统时期25个,民国时期42个,即已知成立年代的会馆公所为256个,其它未明确成立年代的146个,总数为402个。    

通过对苏州与上海以上会馆公所发展资料的比较,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苏州的会馆公所产生时间比上海要早,最早为吴郡机业公所,时间为元代元贞元年(1295)。到明代,苏州的会馆公所就有了初步的发展。明万历年间(15731619),苏州最早的一批会馆就有由广东仕、商共建的岭南会馆、福建干果青果等帮商人组建的三山会馆、明天启五年(1625)广东东莞商人建立的东官会馆,以及由打铁业组建的打铁公所。在清初,中药业的药商已经组建了自己的药业公所。由此可见在上海的会馆公所刚刚产生之时,即清代顺治年间,来自北方沿海地区的关东和山东商人在上海组建关山东公所时,苏州已经拥有6个会馆公所了。以广东商人建立的会馆为例,当清代乾隆年间广东商人在上海建立第一个会馆潮州会馆时,苏州早在130多年前就已经拥有2个广东人会馆。在福建商人在上海建立第一个会馆泉漳会馆时(1757),苏州早在130年前就已经有了福建人的三山会馆。如果同样以三山会馆而言,苏州建立的三山会馆要比上海的三山会馆早240年以上。以公所为例,上海与苏州的时间差距同样明显。苏州的打铁公所至迟在1619年就建立了,上海的铁业公所则为1868年,整整迟了240多年。苏州的药业公所建立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就建立了,上海最早的药业公所则为1788年,迟了将近130年。以上可见,在会馆公所的建立时间上苏州要比上海至少早出整整一个朝代,苏州的会馆公所在明代就开始发展了,上海则是在清代才开始发展。

2)除了上述的元、明两代苏州会馆公所就开始产生的特点以外,就是在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上海的会馆公所数量也是远远地落后于苏州的。这是由于苏州的会馆公所不仅产生的时间比上海要早,而且由于苏州的会馆公所产生的高峰时期也大大早于上海。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苏州会馆公所发展的一个高潮期,新增会馆公所56个,会馆公所的总数达到了62个。而同上海同期仅增加16个,会馆公所的总数仅为17个,差距继续扩大。在康熙直至乾隆后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拥有会馆公所的数量上,苏州对上海仍保持着绝对的优势。从嘉庆道光以后,到咸丰同治两朝,苏州的会馆公所又进入了第三个发展期,新增加会馆公所77个,而同期上海的会馆公所增加62个,两地的新增数差距开始缩小,但两地会馆公所的数量差继续保持。只是在光绪年间,苏州的会馆公所增加31个,而上海在光绪年间居然一下子增加了104个,会馆公所的数量才开始反超苏州。由此可见光绪时期是上海会馆公所发展的一个高潮。经过了这一轮发展,到了清末(以1908年为准)从会馆公所的总数上看,有成立年代可查的苏州会馆公所为170个左右,上海的会馆公所为183个左右,上海的会馆公所在数量上才稍稍占优。直至20世纪三十年代,苏州已知存在过的会馆公所合计数量约为258个。同一时期,上海已知存在过的会馆公所合计数量约在402个左右,成为国内会馆公所的数量仅次于北京的城市。

嘉庆、道光以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苏州的行业性公所的发展势头在民国以前始终不减。业洋布的商人组建了洋布公所,以后在洋布公所中一部分兼营洋货的商人又分化成立了咏勤公所。金箔业的商人先是组建了经匠差局公所(也称圆金公所),还有部分从事金箔业的业主组建了金箔公所、丽泽公所。苏州琢玉业的商人组建了宝珠公所和玉业公所。从事饭馆面点业的商人组建了庖人公所、梁溪公所、膳业公所、官厨公所、梁溪膳业公所、面馆公所、厨小甲公所、友乐公所等。关于文化用品的制造和销售方面成立的公所有纸业公所、经营蜡笺纸业的绚章公所、经营扇面、扇骨的折扇公所、经营扇面业的扇面公所、经营扇骨业的扇骨公所、经营辫纸业的采纸公所、经营金银丝抽拔业(俗称花作)的崇礼堂公所、经营裱画业的裱业公所、经营染纸业的霞漳公所、经营戏衣业的霓裳公所和戏衣公所、经营帐薄业的亦宜公所、经营旅社业的旅业公所。木商经营者组织的公所有大兴会馆、大兴公所、巽正公所、大隆公所等。从事木材加工业的有营造业的水木作匠人组建的梓义公所、从事红木梳妆作铺的梳妆公所、打制橱柜的橱柜公所、打制盆桶的圆竹盆桶公所、小木公所、巧木公所。经营关于生活服务的公所更是门类齐全,从事慈善、殡葬业的有寿衣公所、冥器公所、由为市民婚丧喜庆活动营造气氛的乐班“小堂鸣”组建的菁莪公所。服务、娱乐业的有由昆曲爱好者组建的九城公所。有提供熟水的水炉公所、茶礼公所、茶馆公所、从事浴业的三新公所、负责清理城市人口粪便的壅业公所等。

从嘉庆一直到清末的宣统年间,会馆成立的速度虽有所降低,但还是成立了14个会馆,涉及的地域有:浙江、安徽、湖南、直隶、湖北、湖南、河南等国内各省,仅以省名命名的会馆就有安徽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八旗直奉会馆、全浙会馆等。还有两个名为同乡会馆实为行业公所的人参会馆和宁吴会馆(完全由南京和苏州的铜、铁、锡手工业者组成,以后又更名为铜锡公所)。所以,综合了会馆和公所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前有人认为:“苏州会馆的全盛时期是在康熙、乾隆间,嘉庆以后已见衰落”,现在从比较准确的会馆公所建立的数量统计来看,以前认定的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见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公所》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

3)从苏州成立的会馆公所代表的行业看苏州的经济发展,完全可以看出苏州的会馆公所行业分工很细的特征。以苏州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为例,在这两大行业中,无论是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业分工都是很细的。江南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原来就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一带为主要产地,其中以苏州最为集中。丝绸的品种可以细分为缎、锦、纱、罗、绸、绢、绉、绫等几十种,仅颜色一项明代就达120种。苏州更以出产花缎而著名,从事生产该高档花缎的作坊和机户自然十分普遍。苏州在元代元贞元年(1295)就在玄妙观内建立了从事丝织业的吴郡机业公所,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同行组织。咸丰年间建立的丝业公所。同治年间建立的云华绣业公所、顾绣业组建的锦文公所。光绪年间由染丝业作坊主组建的文绚公所。专业纱缎业的义锦公所。在丝业中还有南京从事经业商人建于康熙年间的经业公所,建于乾隆年间的武林杭线会馆,后改建为杭线公所。乾隆年间由杭州绸缎商人建立的钱江会馆。浙江湖州士商建立的吴兴会馆(也称湖州会馆,或湖绉公所)道光年间苏州绸缎业商人建立的七襄公所。光绪年间河南武安绸商建立的武安会馆。丝织品的生产还形成了一些下游的加工产业。如乾隆年间建立的成衣公所。光绪年间由幛绒业主组建的锦章公所。专制戏衣的戏衣公所。专制贡带的小机公所等。从以上可见,苏州仅从事丝织商业、手工业的会馆公所就至少有17个左右,可见其分工之细。在棉织业中,有安徽徽州布商在乾隆年间建立的新安会馆,道光年间由弹花业商人组建的枲盈公所。同治年间由棉夏土布业商人组建的尚始公所。经营咈布染坊业商人组建的浙绍公所。专业染坊的染坊公所。专业踹布的踹布公所。光绪年间有由织造业商人组建的四明公所(又称浙宁惠梓堂),由机织工匠组建的霞章公所,有印花作坊主组建的仁义公所。以上可见,苏州仅棉织一业,就有各种的会馆公所9个。

以为城镇居民生活服务的苏州酿酒业为例,明代就酿制出瓶装酒以供“转贩四方”。在明末,苏州的横金一地,酿酒业就成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凡稍有积蓄的人户均会从事酿酒,财力雄厚的酿酒户使用的秫杆就达几千斛,酿出的好酒供“四方行旅之酤”。在清代,苏州的酿酒业就更为发达,仅西南郊的木渎一地,就号称“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以至苏州府的其它市镇也纷纷效仿,以至当时就有人感叹说,“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原先在明代就已经主要从事酿酒业的横金地方,更以“日出烧酒一万斤”而在道光年间获得了“横一万”的称呼。以至包世臣在那时就认为,苏州每年需要供作酿酒业原料的稻米就已经要达“数百万石”。以印书业为例,在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和南京“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两地的印本数要占到江南地区总数的十分之七。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各种善本书的统计,仅明代苏州地区有姓名的刻工就有600名以上,他们均以雕刻书板而闻名。可见苏州的刻工,堪称全国第一。著名的刻书藏书家毛晋就是苏州府常熟人氏,他高价收购古今善本图书,延聘高士校勘,雇募刻工,精刻各种图书多达600余种。胡应麟在评介明代刻本时称:“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众多的书坊,也带动了苏州的纸张加工业。书坊因出品档次较高,纸张的加工技术就十分复杂,于是苏州就自然地成为了纸张加工中心。苏州的印纸作坊在清乾隆年间就达30多家,印纸作坊内部的不同工种就分为十多种,拥有专业的工匠800余人,而且都是来自于江宁、镇江等地。由于书坊众多,所以在清康熙七年(1668)苏州书商就创建了崇德书院,作为同业集议之所,这也是中国书业最早的同行组织。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起义时期,崇德书院毁于战火。同治十三年(1874)苏州的书商在苏州购地重建同业集议之所,正式成立书业崇德堂公所。以玉器的加工为例,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说:玉器的加工“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见该书“珠玉第十八,玉”)在明代,苏州就出了冠绝海内的琢玉巨匠陆子冈。入清以后,苏州就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同样是玉器行业,内部就有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专业的分工。按材料分,各行有专做翠玉的、白玉的、黄玉的、新玉的不同种类。琢玉的匠工,不仅有苏州本地的,在清代中期,连南京的琢玉匠工也纷纷移居苏州,与苏州的琢玉匠工一争高下。据民国初年的业内人士估计,“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进入近代以后,有些新的物质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同时特必然产生出新的行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会馆公所。如早期来源于北方的煤炭,多为浙江宁波和绍兴等船商用沙船运输而来,是供应市民使用的一种能量较高的新式燃料。到清末,就有煤炭业24家同行创建了坤震公所,整顿统一同行行规,协调相互关系。

但在上海会馆公所发展的全盛时期,行业性的公所发展,无论在数量和行业的分工上,还是要比苏州更胜一筹的。仅据我们的初步分类,除去会馆以外,上海的336行业公所就可以分成27大类,其中一般手工业的会馆公所有32个。服务、娱乐业的会馆公所有24个。棉花、布匹业的会馆公所有21个。洋货与进出口商业的会馆公所有21个。一般农产品加工业的会馆公所有20个。交通运输业的会馆公所有18个。帽业、服装、靴鞋业的会馆公所有18个。豆、米及其加工业的会馆公所有16个。丝、绸缎业的会馆公所有15个。 畜产品及加工业的会馆公所有14个。建筑业的会馆公所有13个。慈善、殡葬业的会馆公所有13个。水木作业的会馆公所有10个。文教、日常用品业的会馆公所有10个。 钱业、典业的会馆公所有9个。油酱酒业的会馆公所有9个。 水产业的会馆公所有9个。酒楼菜馆、蔬菜地货业的会馆公所有8个。茶食业的会馆公所有8个。南北货业的会馆公所有8个。银楼、珠玉业的会馆公所有8个。铜铁业的会馆公所有6个。燃料业的会馆公所有6个。水果业的会馆公所有6个。 中药业的会馆公所有5个。机器生产业的会馆公所有5个。烟杂业的会馆公所有4个。所以说,上海的会馆公所的最终发展有比苏州的会馆公所分工更全、更细的特征。

4)从苏州会馆公所的统计来看,苏州已知存在过的258个会馆公所中,会馆为59个,占会馆公所总数的23%,公所为199个,占总数的77%。依据同乡性和同业性的标准来看,在苏州的会馆公所中,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占了大部分,这一点,正符合苏州城市经济有充分发展的历史现实。从上海会馆公所的统计来看,上海已知存在过的402个会馆公所中,会馆为53个,占会馆公所总数的13%,公所为349个,将近占总数的87%。依据同乡性和同业性的标准来看,在上海的会馆公所中,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占的比例比苏州更高,这一点,也正符合上海城市经济比苏州有更充分发展的历史现实。

从苏州和上海两地会馆公所发展的总趋势看,直至清朝灭亡为止,随着经济的发展,两地会馆公所的发展势头始终不减。但是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上海的会馆公所的发展势头开始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会馆公所虽然自身也在进步,但是毕竟没有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新的社会组织如公会、总会等开始出现。政府当局也开始对会馆公所进行了比以前更多的管理与干预,政府倡导的新型社会组织行业性的法人组织——同业公会开始蓬勃发展。

 

(二)科试会馆与工商会馆:北京与上海会馆公所的比较

1)由于明清以来政府推行的科举制度,常年进行的全国性乡试和会试,造就了北京拥有庞大的科试会馆,以接待来京赶考的各地学子。北京的这些科试会馆群体第一个特点就是产生的时间早、数量多和地域分布广。

清代北京分别有三年一次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和全国的会试,乡试在八月举行,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的三月进行。明清两代乡试和会试考生录取的比例均有一定的规定。据史料记载,明朝在北京共进行过77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获得进士称号的共有22694人。在清代,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共有114次,获得进士称号的有26840人。以此计算,每次考生在4500人和12000人之间,平均为8000人左右,有时会多达万人。

1898年梁启超在《请变通科举折》中说:在科举考试中,“邑聚数百童生,擢数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百数人为进士”,基本上是反映了科举的选拔人员的比例的。(见《饮冰室文集》之三)每当考试时,上万的士人涌进京师北京,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科试会馆群体。

据北京研究会馆史学者的研究和档案的统计,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至新中国建立以前北京所建的会馆约为652个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科试性会馆,如按地域来分,其中江西87个,浙江54个,山西47个,安徽46个,广东45个,湖北45个,江苏36个,福建35个,陕西32个,湖南31个,河南27个,四川(含重庆)20个,河北16个,山东13个,广西11个,贵州8个,云南8个,甘肃7个,吉林3个,辽宁3个,内蒙3个,台湾2个,天津2个,新疆1个,海南1个,其它未知地名的5个。以上合计为588个,加上各地及北京市的工商性会馆共为64个,合计为652个左右,可见其产生的会馆数量之多为全国第一。其中科试会馆占总数的90%左右。工商性会馆占总数的10%左右。

从已知创建年代的会馆分析,北京的会馆出现在明初,明中期是一个发展发展时期,可见北京的会馆群体产生的时间也是全国最早的。永乐二十三年(1415),明政府将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地从南京迁往北京。当年,各省举子赴京参加会试的人数达五六千人,选出进士等351人。当年就有安徽芜湖人“捐赀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在北京建立了芜湖会馆。于是,为乡人举子赴京应试的会馆就应运而生了,以后陆续出现的有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和福州会馆等。其中明代建立的会馆有福建10个,江西7个,安徽6个,山西5个,湖北5个,浙江4个,北京2个,广东1个,广西1个,山东1个,四川1个,陕西1个,共计43个。其余大部分的会馆均为清代建立的。在民国时建立的为北京27个。依据以上的数据,我们可知:在明代创建的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6%左右,在清代创建的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90%左右,在民国时期创建的会馆占北京会馆总数的4%左右。

就地区来说据李景铭:《闽中会馆志》的记载,明代建立的10个福建人科试会馆分别是万历年间建立的福州会馆、邵武会馆、汀州北馆、延平会馆和福清会馆,明末建立的漳州会馆、建宁会馆、同安会馆、莆阳会馆和漳浦会馆。可见福建省是建立科试性会馆较早和数量较多的省份。据文献记载,在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是各省科试会馆建立最多的时期,不仅各省州府郡兴建会馆,就是大县也建会馆,小县也建会馆,有两县三县合建的,甚至有一县建立多个会馆的。到光绪年间,在北京已经兴建的科试会馆就达五百多个。

从地域上看,北京的会馆还有分布广而全的特点。如上所述,北京的科试会馆分布地域涉及江西、山西、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福建、陕西、湖南、河南、四川、河北、山东、广西、甘肃、贵州、云南、吉林、辽宁、内蒙、台湾、天津、新疆、海南等,基本上覆盖了全国。其原因完全是政府朝廷推行的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制度使然。以江西的科试会馆为例,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6)共录取进士2081名,其中江西一省就占559名,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明代宣德年间的民谣说:“翰林多吉水(江西吉水县),朝士半江西。”在明清两朝,江西的科试会馆数量为北京的第一位。考取进士以后在殿试中夺魁者也以江南人士为多数,以至一直有不少的江南名镇以“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等培育出古代状元而引以为荣。在江西,由于科举夺魁的人员众多,以至文人荟萃,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一状元”之称。在安徽的安庆,则有“父子宰相府”、“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的佳话。 据清末北京的会馆统计,科试性的会馆江西为87个,浙江54个,山西47个,安徽46个,江苏36个,湖北29个,可见江西服务于仕宦和科举的会馆数量最多。

2)除了科试会馆以外,由于北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产生立一批工商性质的会馆公所。这批工商性质的会馆公所与同时代的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如在清代中期与苏州相比,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在行业的分工程度上,至少是稍逊一筹的。到了清代后期的光绪年间,如果与上海的工商性质会馆那种分工细腻的经营模式相比,北京工商会馆在行业分工上显示出来的那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差距就更为明显了。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鸦片战争前夕,北京“不少手工业与商业基本上没有分工。如糖饼行会的商人,既是制作各式糕点雇佣大量帮工的作坊主,又是出售糕点剥削学徒的铺号主。北京有不少行会,是同乡不同行的地方行帮组织。”(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资料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如临汾东馆,就是山西临汾籍的杂货商、纸张商、颜料商、乾果商、烟商等五个行业商人组成的行会。临襄会馆是由山西临汾、襄陵两县的油商、盐商、粮食商人组成的会馆。广东的仙城会馆,更是广东籍的绫、罗、绸、缎、葛、麻、珠宝、玉器、香料、乾鲜果品等商人组建的组织。潞安会馆则是山西潞安州铜、铁、锡、烟袋诸帮商人组成的会馆。类似的非同一地区、非会馆还有晋翼会馆、平介会馆、平定会馆、浮山会馆等。

各省的工商业的省情不一,各省建立的工商会馆的多少就不一。如山西会馆中工商会馆就占有较大的比例,如有山西平遥的颜料商组织的颜料会馆、上面已经提及的临襄会馆、潞安会馆、临汾东会馆和临汾西会馆、河东会馆、襄陵会馆、晋翼会馆、平介会馆、平定会馆、浮山会馆,以及盂县会馆(盂县经营氆氇的商人,氆氇为一种西域出产的毛织品)等均为商人和商业发展服务的会馆,故有 “京师大贾多晋人”之称。(见王熹、杨帆:《会馆》(北京地方志·风物图志丛书)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1页)其它各省的会馆,还有有福建纸商的延邵会馆、江苏缎商的长吴会馆和元宁会馆、浙江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等。

3)由于北京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北京的会馆与中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各地的会馆相比,北京的会馆与中国近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联系之紧和影响之大,也为全国之最。

地处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会馆往往便于上通政府、下连各地,容易与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呼应。

在近代的戊戌变法运动时期,不少改良派人士均通过会馆进行联络和宣传。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断扩建,到光绪三年(1876)已发展成13个院落、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进京应试,也住在南海会馆。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第二次入住南海会馆时,康有为起草了《上皇帝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并联合了各省的举子3000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走的。康有为于以后他在这里又联合了其它维新派领袖,成立了强学会,以拯救在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时局。光绪二十三年(1898),他在南海会馆又成立了粤学会,继续提倡变法图强,为此,南海会馆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活动中心。戊戌变法中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 ,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梁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开近代中国改革的先河的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居住在宣武区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谭嗣同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 、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

在辛亥革命中,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孙中山此行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8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他在京约25天,共与袁世凯会谈达13次,出席各界的欢迎会并主持国民党的成立会等共26次,还有接待了13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见中外记者9次。在他参加的集会中,至少有5次是在北京的湖广会馆。第一次是825日,为同盟会的欢迎会。据1912831日的《民立报》所记:“到会者三千人,为从来所未有”。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的建国演说。第二次是下午参加的国民党的成立大会。第三次是830日下午参加的北京学界召开的欢迎大会,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学生代表2000余人,孙中山在演说中对学界寄予极大之希望,他说国家“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学界中人,当知所负责任之重。今日在校为学生,异日即政治上之工人,社会上之公仆,与专制时代学生之思想大不相同”。(《学界欢迎孙中山记》,见《申报》191296日)第四次是94日下午参加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第五次是915日下午参加的国民党的欢迎孙中山、黄兴的大会。在会上,孙中山在简短的演说中提出了重视政党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宣传自己的铁路建设思想。黄兴和陈其美等业在会上先后演说,宣传建国的主张。

北京的会馆在科举考试的年代里,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文化、思想上的精英人士。在太平盛世里的文化建设到窳弱衰世里的风雨争斗,会馆的历史人物时刻牵挂着国运、民生,探索着人生的道路。

宣武门外大街的歙县会馆,创建于明末,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原为商馆,清初改为试馆。(清“康乾盛世”时期,全国统一,经济总量高踞世界首位,在文化上大规模地编纂《四库全书》,参与此盛事的有士人三千余人,其中许多人均住在各自家乡的会馆里。如汉学大师戴震入京之初就入住安徽歙县会馆,后应聘入四库馆任纂修。这里曾居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王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过御史、侍郎等职。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上书主张实行货币改革,遭到皇帝的申斥,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歙县会馆度过的。

学者阮元,对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校勘学、书法学均有深入研究,平生著述、编纂的书籍达3000余卷,被当时学界奉为泰斗,曾居住扬州会馆。

在北京的近代史上,由于位居全国中心的首都地位,许多历史风云人物也均与会馆有密切的联系。

广东的番禺会馆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象、文学家龚自珍在北京的寄居之处。在近代前夕,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在清王朝表面上还维持着升平盛世时,就敏锐地预感到中国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机感 ,开始鼓吹变革。在离京返里途中,就写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伟大诗篇,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只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所以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象、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现在是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林则徐是清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会试中选,赐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13年,林则徐也因此来到北京,与初来北京的外乡人一样,林则徐住进了高家寨胡同的莆阳会馆。林则徐还曾亲自参与修建位于现今西城区两广路骡马大街51福州新馆,而且为福州新馆的筹建出力甚多,付出诸多辛劳。据《林则徐日记》记载,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上午他偕同乡诸人往虎坊桥董宅,议买房屋为福州新馆,即于是日成议。四月十二日早晨赴万隆号,备福州新馆屋价。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又赴福州新馆商议修屋。林则徐还长期参与福州新馆的活动,该馆中的榕荫堂,取福州多榕树、庇佑乡亲之意,是该馆议事、设宴、聚会的主要场所。林则徐并住在该馆的第三进。林则徐注重乡谊,常到会馆会客、热心会馆事务,一度被同乡推举主持馆务。

米市胡同的泾县新馆,建于清乾隆年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在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创办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每周评论》,李大钊等曾任该刊编辑。该刊于19181222日创刊,采用小报的形式,每周日一期。刊物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刊物的宗旨。至1919830日被北洋军阀封闭。胡适和陈独秀都曾为该刊撰稿。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在道光六年(1826)浙江著名学者章学诚初创时称“山阴会稽两邑会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1912年起住进绍兴会馆,时任职于北京政府教育部,同时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居住近8年之久。他在该馆的“补树书屋”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许多不朽之作和极富战斗性的杂文以及许多翻译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旗手。在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他第一次使用了“鲁迅”的笔名,所以我们可以说:鲁迅就是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里的绍兴会馆诞生的,绍兴会馆也就是鲁迅的故居。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土集资所建。毛泽东在191912月带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团进京住进了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并曾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展示了年轻革命家的风采。所以,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也是毛泽东旧居之一。

位于下斜街的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赵恒夫的“寄园”旧址之一,后捐出为会馆。民国初年,革命报人、南社人士邵飘萍、林白水曾在此从事反对军阀的专制政治和创导新文化运动。邵飘萍在此创办《京报》,以文笔犀利的文章批判反动军阀的罪行。林水白则以新闻工作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因而触怒了反动的当权者。1926年,反动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先后杀害了 邵飘萍、林白水两人。1928年北平建市后,曾在全浙会馆举行邵、林二烈士的追悼会。

 

根据我们的研究,下面我想对全国的会馆史研究和展示的工作者提出几点工作建议:

第一,根据我们的研究和了解,上海的会馆公所的研究、保护与发展还有不少需要向各地同行学习的地方,如浙江宁波的会馆研究和保护就非常领先,他们的钱业会馆(清同治三年(1864)钱业同业组织形式称钱业会商处,现在的钱业会馆,为1926年竣工的建筑)2006年申请后就被评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了宁波钱币博物馆 他们的庆安会馆是行驶北洋的船商所建的会馆,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落成于咸丰三年(1853年)也是在地方上积极申报后, 2001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改建为全国首家海事民俗博物馆。上海呢?上海的北市钱业会馆建筑消失了,南市的钱业公所(可以追溯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移建了,建筑的内涵没有得到合理的发展,至今还是一个一般的建筑。上海的商船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比宁波的庆安会馆早135年,还是上海最早的行业会馆,但是至今其建筑还破旧不堪,与它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亟需维护与保养,更无论对公众的开放。在此我要借用一句话与大家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第二,希望全国的会馆史研究和展示的工作者发挥各地会馆公所的自身特点,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联合与合作;需要互相学习和借鉴,进一步将我们中华民族的会馆文化推广到民众中去。我们要分头工作,发挥各自原有的专业优势与现有的功能;我们还要抱团取暖,现有的会馆管理部门规模相对较小,上级部门对会馆展览的支持相对于正规的博物馆要小得多,关于会馆的功能和文化内涵的宣传普及工作还显得远远不够,所以抱团取暖显得尤为必要。抱团容易做大、做深、做强、做精会馆史的内容,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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