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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原创: 南北流(七)



南北流(七)
汤锦煌

自留地面积不大内容丰富虽苦且乐 
第三十二章 
好知青一日相识经常往来多有照应 

1970年,当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号召广大干部下乡走“五·七”道路时,真正心甘情愿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我敢说那个百分比高不到那儿去。这从干部下乡当时,有不少人讲条件、挑地方,下的意思并不积极。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你让我下,我死活不下,他们也没有什么招法,你扣他们的工资,最终也一分不少地补给了人家。至于说到我们,那是心知肚明的事,我们不下还有谁能下?如其最终被人家赶往农村,还不如自已知趣点儿,主动地要求下为好。因为,不管你怎么想,我和王淑兰下乡的事,那是一根线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不要看在插队干部大会上慷慨陈词、豪言壮语,其实那是无奈之举、官样文章,而内心的懊伤与不平,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下乡以后自己犯了胃病,那也是心里着急上火的结果。下乡以后,我们碰到很多困难,也吃了不少苦,但是农村那个特殊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与之相处众多可爱的乡亲,心中那份舒坦,那是在城市里和那些三年五载也摸不透心思的同僚们比 ,真有天壤之别 。在农村虽然生活清贫一些 , 对于人来说,实在是休养生息的一片静土。下乡以后,国家给每个下乡干部拨款 400 元,用来盖两间土坯房。房子刚盖好那阵子,我在外队搞“一打三反”,就王淑兰领着两个孩子在家。因为当时县里的木料还没有调拨下来,新盖的房子既没有窗户,更没有门。生产队为了安全一些,三个窗户用木棍钉了一个“老虎栏”,没有门他们把饲养所那扇破木门送到我们家,让老王晚上挡一挡。我们老王为了更有效使用这扇门,晚间睡觉前把两个铁制水桶掛在门两旁,一旦有个动静,好报个醒。王淑兰曾自豪地说过: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 !好歹这是咱们在农村的新家。 
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前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分多菜地。王淑兰在那块菜地上种土豆、豆角、黄瓜 、裁茄子 、辣椒 、“ 洋姑娘”(一种不上品的小果子),把她忙活得脚不沾地,可心里特高兴。看到自己栽种的“江东宽”(一种豆角)、和“叶三”(一种优良品种的黄瓜)都长成了,怎么吃也吃不败。特别是在房后种的那几垅茄子,由于底肥足,后来又在根部上了“油脚”(油房加工豆油沉积物)长的乌黑发亮,一棵棵长的像茄子树,王淑兰站在茄子地里,长得高的地方,她只能露个头。结的茄子,紫中透亮,又大又多。社员看了都纳闷:城里人种菜也挺有门道,看不出来!为了防止鸡猪祸害菜园子 ,开春以后 ,清明节左右 , 我们买了高梁秸,也夹起了半人多高的“帐子”。 
虽然我们是带工资下乡的“五·七”干部,经公社报县革会批准,也给插队干部按每户人口分了“自留地”。我们家在季家坟圈旁 , 给分了五分九厘八土地 ,大约是七根垅 ,每根垅有六七十米长。王淑兰很高兴,当时我开玩笑地说: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还真是的,这块自留地,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欢乐。第一年我们没有经验,去争询生产队长,他说:种夹谷稗省事。结果,真的按队长意见办,到秋后才打了一百多斤元粮,加工以后成品粮,才只有六七十斤米。我们想,这种地也不怎么的!第二年,我们问社员该种什么好,他们异口一词:扣了谷稗茬,种豆子呗!问他们种什么品种的豆子,他们说:自己家打油嘛,种“老母猪眼”(一种底黑带黄纹的大豆 ) ,另外再穿苞米棒子 ,准没错 !我们又照办了。 这年春夏之际 , 因为老王在产期中, 也没有太多地照看这块地,对它的产量也不抱什么幻想 。可巧那年雨水充足 ,所谓 “ 旱谷 、涝豆”,那年秋天我们家收了将近二百斤“ 老母猪眼”,还有二百多斤玉米。那玉米我扛了七八十斤到粮库换了一些粮票,又伐了一些苞米茬子,下余都给猪、鸡鸭当饲料了。那二百来斤黑色大豆,我换回二十八斤豆油和 170 多斤豆饼。这一年,该是我们家一次见到最多的豆油了。那 170 多斤豆饼 ,生产队长主动跟我说,豆饼给生产队 , 生产队换给你同量的水稻 , 你按规定给生产队找差价就是了,反正生产队的豆饼饲料也不够用,给谁都是换。我换回 170 斤水稻,加工成将近 120 斤大米,一下子我们家又增加自成家以来得到最多一次大米供应量,而且全部是新大米。那五十斤米糠,又成了我们家那头新抓小猪不错的饲料。 
1972年,战友耿继增从吉林市九站农科所给我们买回五斤“晋杂五号”高粱种,“五一”劳动节以后,生产队就出了犂杖,破了大豆茬,种上了高粱子。72年春旱,出的小苗不算太好,可是屯里把式看了以后,都说够用了。后来,在别人帮助下,我们老王自己的开的苗(即间苗)。以后是两铲、两耥,这时高梁苗已有一尺多高 ,趁着一天雨后 ,王淑兰又即时地给追上化肥 , 不久又进行三铲、三耥,大地的高梁苗已经封垅了,小苗乌绿、乌绿,长得实在带劲!当高粱苗长到二尺多高以后,它就没有再往上拔,整块地的苗齐刷刷地长得一般高,正憋着劲要往外出穗。咱们生产队老队长何荣林有个小老弟,当年也五十多岁,长的精廋,腿脚不好,走起路来一摇三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大号,连穿开裆裤的孩子都知道他叫何老疙瘩。我们那块自留地就在他们家房前不远,每当我们家老王在地里干活,他总会拖着他那不太利索的腿,瘸拉巴几地晃了过来,冲着王淑兰开玩笑地说:老汤家里的,什么时候把地里的苗割了喂老牛呀?我们老王更逗,笑着说:再让它长长,到时让马倌来割!在他的心目中,他就根本不相信,一个本来拨拉算盘、记帐的人,能种什么庄稼。初步改变他这种观点,是在我们家高粱出齐穗以后,你看我们家的高粱,高不过三尺,出的穗粒多球大,红红的像一片火,一刷水长在一个高度上,实在诱人,谁见了都驻足观看,一致叫好。有一天,何老疙瘩又晃了过来,他再没有问老王什么时候割青苗喂老牛 ,而是疑惑不解地问 : 王大妹子 ,这高粱是“ 老母猪跷脚 ”( 一种老的高梁品种 )吗?王淑兰自豪地说:大叔,这叫“晋杂五号”是高粱最新品种!嘿,真他妈的神了,搁那(儿)掏动来的子儿呢?他仍不得其解在自言自语。老王听到了,于是又补充说:大叔,这是我们托人从九站农研买来的!他讪不搭地走开了,只是不知道他心里还有什么新的疙瘩!这年冬天,我们家那块五分九厘八毫的自留地,竟然奇迹般地打了三麻袋半红高粱 。社员们大多数不知道内情,但何老疙瘩最清楚,他二哥何荣喜也了如指掌。有一天,何荣喜找到王淑兰:大妹子,你们家那高粱叫什么号来着,明年换些种子给我们,前院有块地,我们家也试试!老王当然乐得办成此事。从那以后,我们家犯了农家大忌,连续三年种了三次重茬高粱 , 但是因为管理得当 , 也是三年丰收。1973年,何荣喜家也种上“晋杂五号”,获得了大丰收。他那块自留地高粱丰收,成了季家二队的最好广告宣示牌,自那以后二队不少人家也种了那个品种,也都获得丰收的喜悦。 
我们家 1972 年种的那茬高粱 ,从割地 、立垛,以后割头、上捆,以至最后凉到猪圈棚子顶上,都是我们相邻下窪子五队的知识青年吴博军帮的忙。小吴他父亲是吉林市针织厂高级技工,1958年上海工业支边来到了吉林市;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操持家务。另外,他还有一个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1968年秋天,他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吉林市五中来到下窪子五队集体安家落户。与此同时,他哥哥、姐姐、大妹,也相继到农村,成了新一代知识青年。我认识他,是因为在“五·七”办我还兼管农村知青工作,1972年夏季他来到“五·七”办,反映他们集体户的现状:十多个人的集体户,只剩下他老哥一个,因为缺粮少柴,绝大多数同学都跑回吉林市,其中有个别女同学,出于集体户的窘境,既不敢回吉林市,又不愿在户内挨饿,抗不住个别社员家的诱惑 ,在屯里认了干亲 , 其实想要嫁在农村 。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同小可,因为党和政府有政策:如果诱逼知青在农村结婚,可视同强奸罪,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从全国看,因为此类情况最高有判死刑的。我们公社汪屯大队有个社员不知道深浅,与一个集体户的女知青勾搭成奸,最后判处死缓。这些情况,知识青年本人都知道,因为集体户原来集中学习过有关文件。出于对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的爱护和关照,我曾专门到过一趟吴博军同学所在的下洼子五队集体户的那个屯。明确传递了社员不能与集体户女青年谈婚论嫁的事,并根据这个集体户具体情况,落实到社员门头、人头,针对集体户成员人心散、没信心、基本散伙的现状,我们还对大小队长提出加强领导、强化集体户管理的具体措施。并指出:今后市里如下乡招工时,生产队要根据知识青年的一贯表现,认真推荐,不能专门打感情分。以后到真正招工时,还是公社、大队干部说了算,因为已经开啟的“后门”,也渗透到了农村公社和大队这一级政府部门。 
这次在下洼子五队官地户屯工作期间,也到吴博军所在的集体户看了一下。三间大瓦房内,只有小吴一人在顶着,没有回市里的女生仍然在社员家里住着。到后来,整个集体户就他光杆一个。吴博军同学并没有丧失信心,在集体户的自留地里种上谷子、大豆、苞米,下屋养上鸡,自己筹款又养上一头小猪,自己打柴自己烧,虽然苦了一点,但日子过得挺充实的。次年,小猪长大了,他愣是从十几里以外的小路,把猪赶到公社生猪收购站,由于他的猪养得好,膘肥体壮,所以卖了一个好价钱。我问他:这老笨猪怎么能听你的走那么远路?他眼眉一挑,乐了:老猪贪嘴,你时不时地在它的前方扔几粒苞米,管保它撒着欢往前蹽;这老猪鼻子好使,一粒苞米子( 儿 )也不会白瞎了 ,你手里的小鞭子再吓唬它 ,跑的更快!我也乐了:你这是恩威并施呀! 
这一来二去 ,小吴就成了我们家常客,也成了我们家重要的劳动力 。从1973年秋天以后,春天帮我们家菜园子夹“帐子”,接着搭豆角架、黄瓜架,帮着铲地、割地、打场,没有他干不到的。其实 ,我们也没有专门找他 ,都是他主动要求干的 。他说 :大叔在“五·七”办上班,他忙,大婶孩子又小,我是闲人,干点活没事的!因为他父亲是个无权又无钱的老工人,也无法给儿子开后门早日回城。而我呢,对于吴博军的优秀,那该是最先回城的人选,因为我们无权决策 , 所以小吴被抽调回城 , 已经是知青回城的中后期。对此,小吴也理解我们的苦衷。他是被吉林铁路经校抽回,学习两年后,分配在吉林站做调度工作,从最基层跟车、挥旗、下铁撅子、链接,最后到值班室看指示盘进行站场调度。后来,不知是支援新厂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又调到吉林 250 炼油厂,当了一名手扶拖拉机修理工。因为他是铁路经济技术学校财会班毕业,后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恢复干部身份,调到炼油厂财务处,做货款催收工作,一直到他50岁退休。 
我们家在农村整整呆了五年。在这五年中,菜园子、自留地带给我们的辛劳与欢乐,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为什么社员群众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菜园子、自留地、私自偷开的小片荒 )那么上心了 。生产队的地就是长满草,真正心疼的人并不多,要是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真的莳弄不好,那就是天大的罪过。道理很简单:生产队再好,落到个人头上也是有限的;要是自家地里搞好了,所有的收成都是属于自己的。那时,他们私下传着这么个顺口溜:小片不荒大片荒,小片粮食装满缸;丢了大片无大碍,丢了小片闹饥荒 !他们又说 :春天多杵一颗 ,秋天长满山坡 。他们是说,在山旁、路边,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种上倭瓜、角瓜,撤上点猪圈粪,到秋后人吃的、猪啃的,吃不了的吃,那瓜籽(儿)还能卖个好价钱。这也使我看到,为什么邓小平的土地承包政策那么受广大农民欢迎。土地啊,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真正有了土地使用权,他迸发出来的活力,那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03.9.14 上午 








三世单传农村续后 
第三十三章 
一朝降生喜气在前 


我和王淑兰共有三个孩子,老大汤晓昀、老二汤海涛,都是男孩,老三汤晓勤,是个女孩。我三十岁结婚,三十二岁有的老大,是名副其实的晚婚晚育 。 由于我俩都没有经验 , 而王淑兰又爱子如命,自己的奶水不足,就总怕饿着孩子,所以买来的“三羊牌”瓶装奶粉就频繁地喂,直喂得孩子消化不良、拉肚子窜稀,孩子那屁股总是红兮兮的,有时都被太多的屎和尿把小屁股都腌破了,孩子实在没少遭罪。听别人说,给孩子已经破了的伤处抹上生豆油,再贴上纸能好得快,于是在 1966 、1967 年那个供应豆油一个月只有一斤左右的年代,我们也在所不惜地给孩子用上。王淑兰又总怕孩子冻着,所以平素孩子穿得多,睡觉时盖得也多,小孩子像弱不禁风的豆芽菜,稍不留意就感冒,一感冒就高烧不退。五十六天产假期满,因为孩子太弱,也不敢往银行托儿所送,就拜托吉林造纸厂老工人扬钧的老伴给咱们看着,无非是每月多花几元钱。扬老太对孩子还真精心地看管着,由于拉稀、发烧的病没有去根,到她家以后又添了新病 — — 抽筋。老太太因此吃惊不小 ,但也没有放弃给我们看孩子。突然有一天,孩子高烧不退,伴随抽筋,并有惊厥之状,赶忙到市儿童医院一检查, 说得是“ 病毒性肺炎 ” ,马上住院,并给她绥化的二舅王述超发去电报,请他帮一把。王述超接到电报,不敢怠慢,因为他也是一位大夫,所以立刻背着一大包抢救的中西药 , 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吉林市 。 等他到了吉林市,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他看了以后确认不是病毒性肺炎,不几天孩子就出了院,让他二舅白跑一趟吉林市。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家老大住院次数多 、花费金钱多 、大人担惊受怕多 。 自打汤晓昀会走以后,病就跟他基本无缘了,长的墩实、健壮,给家人是更多成长的喜悦和快乐。 
这老二汤海涛出生两个多月,就陪我们走了“五·七”道路。为了渡过他出生后最艰难的时期 , 我们从吉林市买了很多 “ 三羊牌 ” 瓶装奶粉 ,以应对王淑兰奶水的不足 。可能是农村井水的关系,孩子吃了当地井水冲的奶粉,就不停地拉稀,所以我们也不敢再喂奶粉了。以后,曾喂过当地的山羊奶、嚼过小米滤过的“奶布子”(当地一种土法喂儿法,小米是主要原料),但效果都不好。在万般无奈中 , 还用面粉打糊糊加糖喂他 ,效果不错 ,但营养不足,所以,我们家老二严重缺钙,大脑袋、小细脖、两根小腿也弯弯着。可谁也没有办法。直到他自己能吃饭时,情况才有好转,但落下个毛病 ,吃饭狼吞 ;一上桌吃饭 ,总像饿死鬼似地 ,狼吞虎咽,没有个吃像。以后会走路了,老二成了他大哥的跟屁虫,大哥走到哪,他就跟到哪;看不着大哥就提溜着嗓子“嘎嘎、嘎嘎”地喊(他把哥字喊作“嘎”字),直至找到为止。 
我们家老王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 , 把自己的所有精神头,都奉献到孩子身上;为了孩子她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有时她也说,我爱孩子都爱过了头,我护犊子!当时,政策只允许生两胎——一对夫妻一对孩。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真想再要一个女孩子 , 她觉得三世单传的女儿家 , 不能终止在她手上,因为她姥姥、母亲和她都是单传。这个事她没跟任何人说。到了 1970 年下半年 ,她又怀孕了 。根据咱们家的经济情况和当时的政策,我坚决不同意再要,劝她马上到市中心医院去做掉。我看她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去了。陪她一块去的是二队董岳华媳妇小王,她也想瞧瞧医院:这结婚都好多年了,就是不开怀。她俩当天起大早去的,下晚黑又赶回季家二队。王淑兰说,医生认为胎儿月份太大了,若要做人流,大人有危险。既然不能做,为了大人咱们留着吧!从那以后,她好几次既兴奋又企盼地说:这次要是能生个老丫头就好了!我们家老王虽然是个现代女姓,可是从她身上反映出来传统妇女的美德,时时可以昭示出来,像尊老爱幼、节俭持家、女人不当喳喳乌啦,女人从一而终等等。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原来是对成家后的男子所云,尔后她要继承过来,在这一生中,把姥姥留下来的血脉继承下去。相传,她姥姥就是具有蒙古血统的人,这从她母亲与她自己的长像上、生活习惯上,也能得到一些印证。她的预产期是1971年阴历七月上中旬,她老妈不放心自己女儿的头等大事,在孩子二舅王述超的护送下,来到吉林省永吉县蒐登站公社季家二队我们家。母女团圆,孩子又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姥姥,全家像过年一样喜庆。汤晓昀主动叫了一声姥姥,把老太太乐的露着那张豁了牙的嘴,笑个不停。这时,老王把老二汤海涛领到她母亲身边说:老二,快叫姥姥!老二没有见过这个人,拧着身子不愿开口 ,在她妈一再催促下 ,才免强叫了一声 :“ 咬 ”!(当时老二不足两周岁,因发育不良很多地方吐字不清)。听到这声称呼,她老娘显然有些不自在。从内心深处她没有原谅小外孙的先天不足她给带来的烦恼。阴历七月初十晚上,王淑兰已经感到不自在,怕是要分娩了,但凭她的经验说没事。第二天清晨 ,她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她让我马上去找接生婆。我没敢担搁,一路小跑地到颜家坟(季家三队),去请颜老大家媳妇——一个农村接生婆来我们家接产 。 我们公社也有卫生院 , 但是没有专门妇科医生,又没有产房,当时天刚亮,也就是早上四点钟,到卫生院也不会找到相当的人。季家三队这位颜家媳妇,据说手段不错,虽说是土接生婆,也会运用现代医术中的一些基本手法接生,方园几十里都知道她的医道,其名声早已在外了。当这个四十多岁,既干净又利落的接生婆,随我赶到季家二队时,也不过早晨五点多一点,当时老王正在炕上痛苦地折腾呢!这以后,接生婆关上房门,就没有我们的事了。大孩子汤晓昀吓得离家远远的,老二看他妈痛苦地呻吟,也在外间直嚎。我在外屋烧了一锅热水,随时监听屋内的变化。老二汤海涛随着他妈临产前痛苦地喊叫,吓得他在外屋鸭食盆里拉了一泡屎。就在这时,王淑兰顺利产下了一婴儿,但没有哭,只见接生婆拎起幼婴双腿,一只手在小孩屁股上猛拍两掌,只听哇的一声,孩子哭出了声。就在这时,接生婆高声喊到:恭喜恭喜,生了一个大胖姑娘!这时天大亮了,时间是:早晨六点钟!我们老王含着泪水笑了,在承受着巨大痛苦以后,能够如愿地续下四世单传,其喜悦之情,实在难以言表。孩子他姥姥不会说什么,只是闭不上嘴,一门幸福地笑着。按照规定,我们付给老颜媳妇接生费五元钱,并送了喜糖,在我们家吃了喜面。一切都收拾妥当,才让两个小哥哥进屋看望了襁褓中熟睡的小妹妹,他俩也非常高兴。过了几日,王淑兰让她老妈给孩子起个名字,老太太说:就叫小芹吧!于是孩子的文字代号也有了,落户口时她的大号是汤晓勤。在我们家三个孩子中,属老三最健康,她能吃能睡;一铁桶奶粉,五天就能见底,吃完奶往摇车里一放(一种掛在屋内横杆上的摇篮),顺手悠荡几下 ,就呼呼入睡 ,一睡就两三个小时 ,因此 ,王淑兰没少美美地说:这老三是还愿来了!我们老王是个闲不住的人,还没满月就下地干一些轻活 。 我在公社“ 五·七 ”办上班,也无法全方位帮助她。她母亲年事已高,身上又有多种疾病加身,一双小脚行走也不方便,王淑兰的负担就更重了。但她的心情是舒畅的,既有老母相伴,又有称心女儿给她带来的喜悦,干活累一点她也高兴。 
这时,老二跟他姥姥混熟了,平日他总是“ 踢踏 、踢踏 ”地穿着那双大鞋 ,跟在姥姥三寸金莲的脚后跟,“ 咬 、咬 ”地喊个不停。他姥姥有些紧张了,她对王淑兰说:小兰,咱老二总喊我窑呀窑的 , 我心里有些膈应 !老王这才知道 ,他姥姥是把老二叫的“咬”字,当作旧社会窑姐的窑字了。老王告诉她老妈说:老二起小没有奶吃,营养不良,说话好多地方说不清——娘,没事的!我们家老二也真是的 ,每天早上唱的“ 东方红”那首歌 ,你怎么教他,他都把东方红说成“ 嘎瓦红 ”;你告诉他白毛女 , 他偏要说“掰苞米”,当时是死活也纠正不过来。这类事多了去了。 
她老娘眼看自己的姑娘,家里家外的活太累,也不忍心看着,也常常帮着干些家务。有一天,不知怎么搞的,灶台上的锅盖掉下来,把咱们家一只外号叫“老贱种”的母鸡给碰着了,只见它扑腾了几下翅膀,蹬了两下腿就死了。把老太太心疼得没法。我们家这只“老贱种”它不怕人,那儿人多它往那儿贴,刚才可能是在灶台边啄食时,被锅盖碰着头而致死的。老王说:死了好,今天榛蘑炖小鸡,平时还舍不得杀它呢!申老太太自从到了季家二队以后,当然非常高兴 。 但是有一件事非常让我担心 , 那就是她的羊痫风等病。发病以后,牙关紧闭,翻着白眼,整个五官都挪了位,而且浑身抽搐,实在怕人。我长这么大,听说过这种病,但亲眼看到还是第一次 。来到农村以后 ,在汤晓勤出生前 ,犯过两三次 。当时我想:如果老太太在我们家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实在不好向她所有的亲属交待。于是,我没有争得王淑兰的同意,自行向她大弟王述超发电报 , 让他把老太太接回黑龙江绥化 。 在汤晓勤来到人世三天以后 ,她二舅王述超来到吉林农村 , 接回他老娘 。这件事王淑兰一辈子耿耿于怀 ,意思是我不近情理 , 提起来总有切肤之痛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一则,我并不是拒绝她,只是怕她吓人的病,一旦有个好歹,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二则,我也有小孩子的想法,你母亲必竟来了,而我的母亲作儿子的,我连送她归西的机会都没有!我常想 :如果说我错了,那也是好心引起的,理解万岁吧! 
老三一天天在成长 ,她大哥要抱她,稀罕一会儿,我们还都允许 , 因为必竟他已经是七八岁的大孩子了 。 老二汤海涛如果要抱她,我们实在放心不下,因为他当时还不到四岁,自己长得又十分弱小,抱起孩子来不分轻重,像抱物件一样勒得紧紧的,老三觉得不舒服,一门哭。因为老三十分乖,所以她被别人抱的机会也非常少,除了她妈妈喂奶,下余就是我了。每天,我从公社“五·七”办回来,也正是晓勤睡醒的时刻。于是,我给老三沏奶,喂奶,随后抱着孩子四处走走,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反正我是干一不干二,抱着孩子其他什么活(儿)也不用我过问了。有一次,老王变相地批评我说:老三成了你的“隐身草”,孩子在你身上,你眼里什么都没有了 !以后 ,我抱着老三 ,也多次开玩笑地问老王 :喂,老王,你看到我在那里吗?老王见我们爷(儿)俩挺好的,也装着生气地说:看不着!其实,她心里乐着呢! 
孩子一天天地成长,他们也逐渐溶入当地农村小孩子的队伍中间,晓昀有东邻马万库家小男孩马义为朋友,而马义的姐姐小杰可能也与我们家老大年龄相仿,所以在她跳皮筋同时唱歌时,小昀虽然插不进去,也愿在一旁看着。“洗衣服、补袜子,自己的工作自己做……”在冬天直跳到额头冒汗,跳不动为止。老二汤海涛的小朋友是老陈家的陈老小和他姐姐陈小靳。陈小靳是严重的罗圈腿,老二因为营养 不良也是 O 型腿 。他们三个经常鬼混在一起,摔泥巴、捉迷藏,鬼头臊脸的,玩得非常高兴。以后老三会走路了,也经常在她二哥的带领下,混迹于他们一伙中间。老大晓昀,后期在大队小学上学,他的朋友就更多了。 
在王淑兰最累的1972年,她大姐王运兰从黑龙江绥化也来到吉林省农村季家二队,主要是帮她妹子给孩子大人做些棉衣。有一天中午,王淑兰和前边马万昌家媳妇到西大沟摸鱼去了,洽巧家里养的那头猪,跳栏窜到房后生产队那片苞米地去了。猪进了苞米地,上哪找去呀?把大姐急的,在家直搓脚:这可怎好,这可怎好,老猪祸害了生产队的庄稼,可怎好!于是打发孩子到西大壕,把当时沟水正浑、各种小鱼正浮头好抓,王淑兰和小孙玩兴正浓时,叫回家来。她大姐一见王淑兰满身泥水,手提不少小鱼站在她面前时,高声大喊道:你嘴馋,要吃鱼,你就吃我吧!那声音,半个屯都能听到。王淑兰自知理亏,什么也不敢说。但她不知道,大姐今天发火绝对不会是她去西大沟抓鱼。架不住两哄三劝,她大姐才赶快告诉她猪进大地的事 。王淑兰说 ,这几天生产队没人放猪 , 猪犯圈了,没事的,一会它就会自个(儿)回来的。果然不假,太阳还没有落山,这头瘟猪就哼哼唧唧,摇摇晃晃走回家来,还赛着脸跟屁股要食吃 。这时再看大姐 ,她又乐了 ! 她大姐与王淑兰是异母同父,虽然如此,她俩一直亲如手足。只要是王淑兰有事,只要是王淑兰请她,她都热情相帮。大姨的到来,使我们家老三的成长,又有了新的依靠。 
大概是1972年秋天,王淑兰领着刚会走路的汤晓勤和她二哥来到生产队前边那条小河里去洗衣裳 。 那时的小河 , 水不深只有盈尺,水质清徹见底,连河里小鱼往来游动,均可一览无余。老王在石头上搓洗衣服的同时,两个孩子也光着脚在河边活弄水玩。王淑兰一心在干活,并未十分注意孩子的动向,当她一回身,发现老三汤晓勤不见了 , 再看一米开外的水里 , 老三正在水里挣扎着扑腾呢!这一惊非同小可,王淑兰立马挓挲着双手,趟着河水把老三从河水里拽了出来。这时的汤老三被河水呛得勾喽勾喽的,眼睛直往上翻,估计再晚三两分钟,她那小命都难说。老王再也无心洗衣服了,收拾好衣服,领着两个小崽,回到了老屋。 
农村这个地方,也实在挺有意思的。不大点的孩子,有些父母就要为他们张罗二十年以后的婚姻大事。首先张罗的是我们西邻张华,她当着我们老二的面问:老二,把我们家陈小靳给你做媳妇好不?当时老二还三周岁不到,虎拉巴几地说道:好呀!“那你们家有啥呀?”张华接着问。老二不加思索地说:我们家炕上有一对大木箱!听到这,张华、王淑兰都哈哈大笑起来。都觉得,这豆大的臭小子,还 啥都知道。这不,原来还在张华身旁的陈小靳,也羞得无影无踪了。像我们的东邻马万库,真有心将自己的闺女马杰许配给我们家老大汤晓昀,以后直等到汤晓昀在吉林市结了婚,才打消这念头,另行择婿。老三汤晓勤也给安排了主,那是山东人董跃华的老小董洪义。那董洪义起先还不干,说我们家老三鼻子臭(小孩子常有大鼻涕)! 



老领导主持公道“五七”楼入住三层 
第三十四章 
新同事不依不挠办公室出手挺狠 


我是1973年四月份,在农村接到银行上调令一年半以后,才回到吉林市上班的。此时,王淑兰的调令也已经到达,但她当时没有动。只是把户口和人事关系办结以后,仍在农村等着市里给我们安排的住房。她想:下乡时我们啥条件也没有讲,净身出的户,今天调我们回城,应该给我们安排上房子,这不算过分的要求吧!再说了,我们先让老汤回去上班,住独身等房子,一旦房子安排好,我马上就回城! 
我回银行上班那天,正好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周年纪念日。那天全银行系统在我们昌邑办事处举行兰球比赛,我被分配到了那个现金计划科属于外勤科室,为了壮门面,所有外勤科室的同志,都在捧场助威。因为,这个办事处的孙主任(给我介绍对象严科长的爱人)喜好兰球,他本人也是队员,所以观看助阵者甚众。经过三天比赛, 我们办事处力压群雄,取得男女兰冠军。 
人民银行的现金计划科,就是原来的货币流通科。主要是按照国家货币政策,经常检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现金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给予经济处罚。如果单位感到银行核定的现金库存定额太少,可以根据其经济发展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还对单位每一笔现金支付,实行付前审查,否则会计部门不得支付;而对企业、单位的工资实行全面监督,那是文革以后较长一段时期,由银行现金管理部门严格掌控的。我具体负责全辖现金收支计划的编制,并兼管办事处文字综合工作。为了掌握市面行情,我还具体抓了几个企业的现金管理。对一这类工作,比起银行的会计 、出纳来 ,实在是轻巧多了 , 起码你可以准时上下班,再不会像在会计科,经常因为找差帐而整点下不了班。人们把银行工作分成三流九等:主任是当官的,科长是打头的,做人事工作是“聊天的”,信贷现金是“逛街的”,银行会计工作是“划圈的”,银行出纳工作是“冒烟的”(清点人民币灰大、脏!)我已经从原来的“ 划圈 ”,进入到“ 逛街 ”的行列。这也是那些整日划圈记帐、戴着口罩点钱的银行工作者所企盼的!当然,比较好的外勤还数银行的信贷人员。信贷员握有贷款的大权,对企业贷款的贷与不贷,贷多贷少,什么时间贷,他都有最原始的决策权,这一关过不了,科长、主任也不好使,因为你总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吧? 
这次上班没有多久,几个回城较多的插队干部银行办事处,就是因为他们的住房安排不了 ,人回不来 ,想要联合建一座 “ 五·七”楼。当时昌邑办事处人最多,有十三户,其它像哈达湾、龙潭两个办事处,也各有十多户,计划建一座高四层、安排四十八户人家的大楼房。总体上大概有十来户宽裕,再由各办事处自行安排新职工住。这座楼计划建在松花江电影院对过,离下乡前的铁合金厂机场住宅还近一里多路,所处建房地交通商业网点均不错。于是这三个办事处马上抽调人员,成立联合基建办公室,接着搞设计又经过报批,很快项目就批了下来。由于是计划内项目,加上银行资金不成问题,从1973年冬天下线打桩开始,到1974年国庆节前基本完工。在办事处分房委员开会决定分房去向前的两个多月,我就找到办事处孙焕文主任,要求分房时给予适当地照顾。下乡前我住的是二楼,这次分房我以为不能太高,也不能低于原来的二层。其它要求,我什么也没有提。没有多久,分房结果下来了,因为每个办事处都有几户富余房 ,不是“ 五·七 ”战士住 ,所以分的都比较理想。我被分在西头第四门三楼左侧,也不把一头,楼层、位置都十分地好 , 我非常满意 。从心底里我当然对孙焕文主任 ,也十分感激,是他真正地照顾了我们家。那时的住房,施工质量都比较差,叫作“ 萝卜快了不洗泥! ”我们那个内墙 , 里边也只抹一层沙子灰,粗糙得直打手,如果你脱一双尼龙袜往墙上扔,准保能掛上。那个时候也不讲室内装修,建筑完工一经验收,马上住人。整个房子1974年十二月交工,并向职工分发钥匙。我们家于1974年12月24日,从永吉县蒐登站公社搬回吉林市。差一个月,我们家在农村生活将近五年。如果当时银行要有现成的房子,我们该在1972年年末之前回城。因此,我们家在农村多呆了近两年! 
搬家那天,办事处去了两台车,其中有一台还有掛车,主要是拉那些不值钱又舍不得扔掉的枝桠材。办事处还顺便派了一个同志去接我们。下乡那时是窝火憋气的,现在回去是是舒心喜气;下乡时四个人:两大两小,回城时是五个人,添人进口,而且孩子都大了,好管了;下乡时只装了不到半车东西,回来时装了两车一掛,有大米、豆油,还有今年自家刚宰杀的猪肉。在这之前,有些多嘴的社员就曾说过:老汤家的真合适,工资拿着,在家呆着,孩子生着,自留地种着,真神了!这话传到我们老王耳朵以后,她还找到那个女青年,当着面对她说:……下乡的确不错,可是呀还真不愿意来,还不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说得人家下不来台。回到城市以后,也有一些人面对这批回城的“五·七”佬,也耿耿于怀,还编出顺口溜给我们做纪念:下放干部真正好,扎到农村去讨好;不贪黑、不起早,背个胯包可那跑,搞批斗,搞整改,什么事也解决不了,家里种着自留地,鸡鸭鹅狗满地跑,拿着工资享着福,到头来,一纸调今回城了,大车小量搞搬运,紧俏物资不老少,有人问 :这是那位新财东 ,那里呀 — —看看当今 “ 五·七 ”佬 !但是,他们不敢当着我们面说,也就私下发发牢骚。 
新房的建筑面积有五十多平方米,两个房间,没有暖气,是火炕上楼,这在当时的吉林市还算第一遭。安顿完东西,那是三天以后的事,所谓“破家值万贯”,什么东西也不想扔掉。那一车多枝柴 ,就放在房后的空场上 ,以后点炉子引火 、 烧炕的木材不用愁了。回来那天,正是我四十岁生日,那并不是巧合,而是王淑兰精心的安排;在自家举办的生日聚会上,我们没有美酒、没有亲朋,有的是从农村带回来的小鸡、猪肉和大米。我们庆祝的不仅仅是我的四十岁生日,而是战胜了自我以后的一次胜利大聚会。孩子们高兴了:白天,那个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电车的老二,抄着双手站在房前的人行道上,小脑袋像拨浪鼓似地,看着来往疾驶而过的车辆 ,稀奇得要命;老三,则爬在后窗户台上,等待看望气势磅礴的火车通过;老大九岁了,他见过这些,正抽空准备到新的学校上学。至此,毛主席“五·七”指示的落实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回想整个过程,不能说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没有受到教育和锻练,但总有些得不偿失的感觉。而那些年老体弱的少数干部,因为精神压力大 ,不能适应农村当时严寒的气候 ,因而客死他乡的 , 也不在少数。这就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大相径庭了。我们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这是一种胜利,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所能成全的;这种胜利是两种思想交锋的结果,也是主宰国家命运的那些伟人们深思熟虑的结果 。 有人说 : 你们是借中央那些大干部们的光了,下乡时你们因祸得福,在农村风光一阵;现如今你们又跟在中央干部的屁股后头回了城,你们今天偷摸着乐去了吧!其实,要我说:起根我们就不该走这条“五·七”路。1970年我们下乡,1971年下半年调我回市的调令就已经下达 。 这是干啥呀 ? 这是不负责任,其结果当然是劳民伤财!也许他们会无聊地说:你们是得了便易还卖乖!可是依我看,干部下放当时,他们并不是让我们到农村捞便易、攒实惠去的。当然干部下放这件事,对我的教育也实在良多。在这支宠大的下乡队伍中,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也不太多;经过共产党多年教育 , 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扔到农村 , 而有些情况并不如我的同类家庭人员,就因为在文革中队伍站对了,所以成了革命派,没有下乡。以我看,这些人聪敏、善于应变,是“不是大滑头”中的大滑头。我当然做不到。我担心的是:这以后长长岁月 ,还会不会再有此类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我经常划魂的一件事。 
我们昌邑办事处现金计划科共有八名同志:一个科长,一个统计兼现金审核,一个文字综合,下余五人都是外勤。在这八人中,有五人是插队回城干部,其中有两人是原省银行下放干部,最后抽回留在基层行的,工龄也数他俩最多。但在我们科内专业年龄最长的是那位陈和同志。陈和同志,贫农家庭出身,从吉林省银行干训班出来,就做现金管理工作,他自诩自己是银行现金管理的“老祖宗”,而大多数人(包括其他科室)则说他是“鸡巴去了皮——啥也不是”!反正就靠着自己出身好,不犯错误,在银行混了二十多年。这个人从1946年在农村斗地主玩富农开始,就尝到了专靠喊口号、玩剥削阶级这类“运动”起家的看家本事。本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每搞一次大的运动,每个人出自内心,都喊过各种不同的政治口号,也高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那是激动引起的,是喊而由衷 。 久而久之 , 陈和同志在得到这种甜头以后,竟成了他因为自已无能,却能长期维持自己那份并不胜任工作的本事。其实,领导也知道他的工作水平和混事的能力,就像他身高不到一米六,长相猥獕得像武大郎一样 , 谁也不会忘记他 , 也不会经常想起他一样,是再多一个让人难受,少一个使人暗自里庆幸的一个人。但领导说他阶级斗争观念强,阶级立场坚定,是难得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卫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曾不分青红皂白地打过好多革命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的造反派头头和以后的军代表都说他虎势,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是贫下中农中的好样的!因为他就是那个虎里巴叽的人。何况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是踩点上班、到点走,从不迟到早退;恐怕在办公桌前冲盹儿,也要混到八小时回家,他说这是工作纪律性,绝不能偷工减料。他也有为人的准则:他愿与自己的阶级兄弟整日为伍,也不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单独为伴;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乱套。正因为此,在我们这个科,他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下,一个成份那么高的人,在共产党的天底下,还能怎么着?也有例外,我们科有一位原来家庭出身挺贫寒的原国民党的军官, 他就很偿识; 他说这个人思想改造得好,有群众观点,业务上也出类拨萃,他佩服。据别人说,这位仁兄能投其所好,隔三差五地下小酒馆约他酌饮几杯,几杯黄汤下肚 ,于是脸红了 ,身子贴近了 ; 平日虽不能从形体上成为他的朋友,而心里的防线早就崩溃了,降服了。我们科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黄、老谷,原来就是省行的专业高手,我虽然不如人家,但工作上的执着,也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老同志刘景茂的认真工作,硬是把科内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的。因此,没少受到科长和办事处主管领导的表扬。在一般情况下,陈和同志对此类事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映。到是那位仁兄,一见往日一统的格局从他手中跑了,名誉、奖金也没有往日辉煌、丰厚,心中自然不悦。他当然不敢向省行插队回基层的老黄、大谷发作,因为人家根红苗正,他没有那个本钱直接下手,也没有那份胆量。于是他想到了我,想通过整治我,旁敲侧击黄、谷二位。 
那大概是1974年四月份,天刚转暖仍没脱掉棉衣,趁着上班人都在,陈和同志见我从办公桌起身往外走,他迎了上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 :汤锦煌 ,最近表现不错呀 !我说:陈和 ,你有什么事?陈和这时大声说:姓汤的,你个地主崽子,是不是想翻天啊!我知道他又犯老毛病了,于是严正责问:陈和,你想干什么?他二话没说,窜动他那短粗的个子,伸手冲我脸上拍来,并声嘶力竭地同时骂着:文化大革命没收拾了你,便易了你,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我先挨了他一拳,没等他第二拳到,我一闪身冲他背后就是一重拳。他发怒了:地主阶级要翻天了,汤锦煌要倒算了!他还想要打,其他同志和科长早已把我们拉开了。科长范德信问陈和:你今天为啥首先要打汤锦煌同志呀 ?陈和同志喘着粗气,大声嚷嚷:你当科长不知道,还问我?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无理说不清啊!他当然不敢真刀真枪地明砍,要真那样,那位幕后的仁兄可受不了啦。这时,那位还真的假惺惺地上来说:陈和,可不能胡来,要考虑影响啊 ! 这可是一语双关 : 陈和行动的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影响,只是还没有到让他称心的地步。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汤锦煌与陈和同志往日无冤无仇,他今天无故出手,只是替别人充当了一次可悲的炮筒子罢了。这也与文化大革的“旗手”江青的“好人”打“坏人”有理那个谬论和余毒有直接关系。 
1990年我在吉林市农业银行商业信货处工作,在去昌邑工商行办事处看望同学王正涛时,我们的陈和同志,正在办事处门前替行里行外的同志看自行车。看上去老了许多,也没有往日那咱拔梗梗的劲头和自我独尊的霸气 , 他冲我吡了呲了牙 , 漏出了痛苦的笑容,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我,还是正常地向他问了好,向他爱人问了好 。听到这 ,他咕隆着说 :家里的 (他爱人)已经走了好多年了 ,他怕我听不明白 ,又补充说 :她呀 ,上阎王老子那里报到去了!这下老陈可要受苦了。他老伴虽是个家庭主妇,可人长得周正 ,又是一个勤俭持家好手,又会剪裁缝补衣服,一个月下来,靠她揽的活,也不少收入。原来陈和每月交家 62元钱,其他什么都不管了,他老伴(儿)把家里收拾得服服贴贴。知道情况的都说陈和找了一个好媳妇 !没曾想 , 咱们老陈头还会摊上老年丧妻的罪难。 

03.9.18 上午 



小信贷多忙碌工作头头是道 
第三十五章 
大一统真烦心事事都讲人情 


1977年,我从现金计划科调到昌邑办事处信贷科,具体负责地区农机公司的信贷工作。吉林市农机公司,在昌邑办事处是个信贷大户,平均贷款额在一千万元左右,每到旺季到货集中时,贷款可高达两千万元上下。因为农机公司担负着全地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大任 , 所以银行能否保证提供足够的信贷资金,显得尤为重要。那时一切都讲计划:年有年计划,季有季计划、月也有月计划;凡要突破原计划的必须据实报追加计划,上级才能批准追加资金计划供应量。所以,那时候当农机公司的信贷员既容易也难。谈容易,那是因为按计划办事 ,没计划 ,什么事免谈 ;谈难 ,你必须掌握第一手的各种情况和数据 ,为你执行的计划作注脚 。 比如各种大型农机具的库存情况 ,应季需求情况;各种农机具配件库存品种、数量,应季需求情况等等。这些情况的取得,可以直接通过企业报表和有关说明获得。为了验证企业报表的真实性,你还必须深入企业仓库,抽样进行核对;而对供需情况的获得,有时你必须深入到农村公社机耕站、大队机耕作业组,深入进行了解,从而与企业提供的数字情况进行核实。反正,你的工作必须围绕银行提供给企业贷款的安全进行,最终目的是保证实现农村的农业机械化。所以,我这个信贷员很少在银行里呆着,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财会室、各业务主管部门 ,在企业各大仓库 , 更多的时间在全地区五县 、一区(郊区)。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手中掌握着第一手变化着的情况,心里非常自在、踏实。不管谁向我要什么情况,我都能马上提供。这对贷款的最终决策,提供了最有利的依据。这正如常人所说的:要想工作好并不难 , 难的是你肯不肯付出 。 担当信贷工作的第一年,在十多人的信大科,我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吉林市分立中国农业银行,是在当年三季度。当时中央决定,凡属农口的企业存贷款,一律划转到中国农业银行 ; 工作人员採取“ 人跟户走 ”的原则 , 我所管理的地区农机公司 , 当然也得一并划到中国农业银行去。说实话,我这人有些保守,不愿闯新单位,情愿老守田园。我问老信贷科长吴怀吟,能否可以不去?他无奈一笑作答:我也不想让你走,可是组建农行的朱行长说,“人跟户走”的规定,对信贷员来说,绝对不能有例外,我也没有办法了!事情也非常巧,1970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到农村插队落户,当了“五·七”战士,十年以后的同一天,我又按规定来到主管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吉林市郊区支行,真应验了十年一个轮回的说道。按规定,地区农机公司归我管,郊区农机公司的信贷工作,也统由我一人管理。就在我刚要开展工作时 , 发觉自己身体有多处不适 , 经我们家老王联系,来到当时设备一流的吉林铁路中心医院诊察,特别是用当时比较先进的“放射性元素扫描仪”检查,说我肝上有鸭蛋大小的“占位性病变”,疑是肝癌,并建议马上到上一级医院确诊。将情况向行领导汇报后,第二天就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白求恩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确诊。因为内部有熟人,上午检查结果就出来了;肝癌中后期,最多还能维持两个多月。他们只瞒我一个人,但我已经知道情况不妙,因为王淑兰一个劲地在抹眼泪,而陪伴我的两个信贷员“好商量”尹桂林(在哈达湾银行时的同事和复核员)和李忠良,他们怕我追问,都离我远远的。当时决定住院待查、治疗。在此后的几天中,又进行了全身检查,为手术作准备。我们的长春同学王菊臣、左传书二位,又找了该院肝病专家孟教授,请他作剖腹探查,孟教授已然应允。后来医院考虑春节在即,建议我回去过一个团园年,因为手术以后的情况谁也没有把握。回到家,还真有几个同事和好友,特别是“五·七”战友,闻讯来到我们家与我诀别的。惨惨之情、切切之意,无处不在渗露之中。春节后又回到医院,在没有剖腹探查前 , 一位去延边医学院刚讲学回长的姚教授 ( 此人是浙江人)当天是他当班查房。走到我床前,他先看了一下床头的资料卡片,然后又问了我籍贯和工作学习情况,然后决定:明天做乙状镜检查,再做定夺。后经检查,发现直肠内有陈旧性吸血虫卵,排除肝癌,疑是吸血虫病的后遗症,并建议回到老家江苏,再找专门医院检查,确诊。最后,经江苏南京吸血虫防治医院、江苏肿瘤医院检查,也没有一个明确检查结果,但他们肯定肝内已没有吸血虫活体,仪器检测的“占位性病变”,那是吸血虫在肝部筑巢破坏的结果,做保肝治疗即可。后来,又在南京中医学院门诊检查治疗,病情没有发展。那年冬天,王淑兰也来到南京人民银行招待所,护理了好些日子 ,在这之前 , 都是南京的姐妹们从中进行的帮助 。其间,在上海肿瘤医院检查期间,经协调人民银行昌邑办事处信贷科长吴怀吟,也来到上海照顾我十多日。反正1980年一年,我就是在吉林市、长春市、南京、上海这几个城市的医院进进出出,最终也没有确切的诊断;保肝治疗就是吃肌肝、云芝肝泰等一系列中西保肝药,病情也没有发展。只是因为我才苦了王淑兰,对于我她得亲自管,三个孩子也得照应。我在长春住院期间,我大孩子汤晓昀咳嗽高烧不退,到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也不知是哪位庸医给看的,初步诊断是肺癌,王淑兰听到这个消息,吓的魂都没有了,对她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啊 ! 后经复查排除肺癌 , 是感冒引起的气管炎。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困难的家庭,黑龙江绥化市的大姐夫徐凤桐来到我们家,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一把。 
我这个病,还是在1992 年,吉林市化工医院有了首台“核磁共振仪”以后, 才有了准确的诊断。 在这之前, 农业银行吉林市西关办事主任刘宝才同志 ,利用他原在解放军 222 医院当过政委的方便条件, 找了几名专家给我检查,但CT检查仍不能判断“ 占位性病变”的性质,但历经十多年身体仍无大的变化,肝癌之说早已排除,到底是什么病,也说不清。吉林化工医院的李教授,受解放军 222医院的同行的委托,上机做“ 核磁共振 ”,三天后经他们会商确诊。我的肝病是对身体并无十分危害的肝血管瘤!看来,科学的落后,医务人员经验的不足,可以把一个普通的病症说成一个不可救治的绝症,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无疑是对病者精神上的处决。同样,一个本是不可救治的绝症,庸医可以说成小病小灾,耽误了早期救治的机会,更有一些见利忘义之徒 ,竟然在这样的病人身上,大发经济横财,结果使患者人财两空。当今社会,此等现象虽非主流,但并非绝无仅有! 
1981年三月八日以后,我又回到吉林市农行郊区支行上班。领导为了照顾我,在信贷科内给我找了一项最轻的工作干,管理全市三个区合作总店系统的贷款工作。这个系统平时没有贷款,只是在年节之际因为集中大量进货,一时资金不足才临时贷一点款。所以当这个信贷员,也实在是个闲差,基本上没有工作可干。郊区支行的同行们,大多数对我不甚了解,有不少人甚至对领导给我安排的这项类似养老的工作,有些不解和羡慕,工作不累、工资不少,若有这个差事,实乃人生一幸事。而我自己,则对此项工作大有不满之感:我是闲不住的人,长此以往下去,我真的会被弄出病来的。对领导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别人以为我是大病号,这么安排已经是天大的照顾了。 
1981 年四月中旬 , 农行吉林市分行企业信贷科突然抽调我到市行临时工作。郊区支行信贷科汪科长找到我,探询我的意见,我说:你对我挺照顾,我非常感谢;如其在这儿呆着没事,让我到市行去试试,帮助他们几天再回来。汪科长同意了,放行。事先,市分行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透露消息。但我知道市行企业信贷科人手不足 , 特别是主管商业方面的信贷员仍是缺门 ; 其实,借我是假,调我是真。我当然愿意去市行一闯。借调到市行后,企业信贷科的同志也没有拿我当外人,在春游中把我当成市行成员,应该应份地参加其中,并且专门欢迎我的到来。其后,紧接着就参加了市行组织的第一次乡镇企业发展和信贷管理情况调研会。没多久,市行就正式将我从郊区支行调到市行企业信贷科。有一天汪科长见到我,还有些不满地说:小汤,你也不够意思呀 ,怎么蹽竿子( 走了 )了呢 ?我不好意思地说:汪科长,我也是身不由已呀! 
来到市行,我正式主管农村供销商业和农机公司系统等信贷管理和其它协调工作。我接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吉林省分行统一布置的,对全省供销社系统贷款企业进行全面家底清查,重点在基层供销社。我们市有六个基层供销社,在此次调查范围之中。紧接着,我们根据省行调查出现的问题,又立即组织全市五县一区各行,对所有基层供销社商品库存进行一次大盘点,以便从中发现问题。根据这次调查情况和以后开展的对供销社县以上公司相关调查情况,1982年下半年给省行上报了专题调查材料,并同时抄报、抄送市政府、市供销社。省行接到这份调查报告,比较满意,认为调查正切中要害 , 对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大有好处 , 所以立即转发全省各市(地、州)农行参照执行。市供销社领导在看到这份调查以后,非常不满 :首先你们不经市社同意抄报市政府 ,使他们很被动 ; 其次,你们调查中所反应的问题,全省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你们这么做是给供销社系统工作抹黑等等。而且市社领导直接找到市行主管业务行长。市行行长对我们工作很支持,当即很客气地对市社领导进行解释:调查是银行搞的,目的是针对存在问题今后如何加强信贷管理 ,再说了 ,你们不少基层社的商品库存都被内部 “ 耗子”挖空了,银行贷款都悬了空,我们给方方面面提个醒,并不为过呀!因为我是这个调查的始作俑者,所以市供销社的相关领导,特别是财务部门,较长时期与我们的关系僵硬。直到1983年,他们对系统财务、物资进行全面清查以后,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逐渐缓和了关系 。 据市供销社业务部门一位同志说 : 你们调查的问题,才是冰山一角,我们的调查才是最权威的。以后,我们通过各县(区)行,也相继得到了他们的调查结果,果真是情况比我们调查掌握的要严重得多。供销社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比如政府要提倡使用一些新式农具,要求供销社大批量进货,而货源组织进来以后,农民又不认帐,几年以后就成了一堆废物,有的竟然是有帐无物,如此等等。而主观原因,主要是领导不力,基层供销社领导像生产队队长似的,三天两头换,所以没有长远思想,搞现得利、搞假帐、假盈利 ,搞竭泽而鱼 。属于企业主观上的原因 ,银行要建议 ,要呼吁,企业的主管部门要引以为戒,要拿出切实整改措施,限期收到成效。属于客观上的原因,我们逐级向上反映;老问题,争取上边给一些优惠政策,尽快把那些掛帐损失处理掉。对一些新问题,要追本溯源,谁放的口子 , 由谁来负责解决 , 否则银行对这部分掛帐资金给予经济处罚。以后,银行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虽给予多方照顾,有些问题还建议相关部门(如税务、工商管理部门)也给予适当关照,但由于体制上的问题,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供销商业作为农村主渠道的功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没有大的动作,靠银行一家去解决问题,也实在无能为力。这时,有的供销商业某些领导说:你们银行都放挺了,我们企业还有救吗?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你总不能让银行把原本鲜活的有效资金,再继续往那些没有希望的企业投入 , 以至像打水漂那样 , 永远沉入水底吧 ? 银行的钱是什么呀 , 都是亿万群众的存款和其他企业的存款呀!这种无效投入的继续增加,无疑也加快了银行向死亡边缘迈进的步伐。 
当时,作为大一统的信贷管理模式,信贷规模和资金都是捆在一起走的,上级行给我们下达了新增的信贷指标 , 我们就可以根据审查批复了的信贷计划,逐级下达给基层各县(区)支行执行,非常简单,根本没有什么干扰,工作非常好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践行,这种情况逐步有了微妙的变化。原本是科内计划人员份内的工作,也逐渐被科长过多地过问,相对地削弱了工作上的自主决定权力。市行在向省行申请信贷指标时,也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特别是增加临时信贷需要,更是难上加难,得科长出面打电话说明情况,有时科长还得亲自去省行要指标,其中已经有了某种人情成份 。 因为你不这么做 , 信贷指标就没有你们的份 。这么一来 , 有时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就不断产生 。我以为,有时不该给增加信贷指标的某些基层行、某些贷款企业,由于感情分打上去了,照样可以得到信贷增量。相反,你这个行、这个企业,真的需要贷款支持,因为照老规矩办事,最终也不会增加贷款指标,或者是需十给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如此看来,作为银行本身,也需要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且事在必行! 


03.9.19 

改革大潮引来清风阵阵 
第三十六章 
权力集中招致工作昏昏 


银行内部的改革 , 是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以后 , 不断产生并完善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各行贷款的增加,并没有与这个行资金存量增加相掛勾,自己兜里没有钱,今后你休想再增加新的贷款。人民银行会根据各行资金存量的增加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增加相应的贷款额度,这个额度的大小,由人民银行统一调剂而定。这一改革的出台,出现了两大情况:首先,各行都积极增设储蓄网点,不遗余力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其次,银行信贷工作大转型,使绝大多数信贷人员难以适从。因为信贷资金的调配、划拨、信贷指标的增减都交由银行计划部门管理了,信贷部门的职责就是加强信贷管理,保证信贷资金的绝对安全,从此丧失了信贷指标的分配权和与此相关的其他大权。 
一时间,吉林省所有城镇各家专业银行,都在增设储蓄网点,大招代办人员,意图是要再多分享一份社会资金大蛋糕的那个份额。在内部,几乎每个人都有吸储任务,而且任务完成好的,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你要是有本事从外地吸收进社会游资,或是从其他专业银行拆借进资金的,也会得到不菲的奖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哪个行的资金供应量;从它的所有的投入看,几乎是不计成本的。 
在计划经济运行模式期间,银行的年终利润是真实的,它可以从银行的帐表中得到真实反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家银行利润指标的体现,逐渐模糊起来。开始时,有的专业银行原本是实现利润的,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上级行下达指令非要你体现亏损。那上千万元的资金你往哪藏呀 ? 但你不藏也得藏。到后来,下级行实际上是亏损,上级行又要你体现利润,这部分亏空又怎么垫呢?但你不垫也得垫,自己的梦、自己园。由于在实现利润问题上的盈还是亏,盈亏数量的最终计划,其中回旋的余地大,学问多,也是各专业银行一把手、会计部门主要人员思考和决策的一个重要课题 。因为如果你的工作做得好,埋伏打的大,你这个银行( 农、工、建、中四家专业银行 )当年的“效益”就好,职工就高兴,行长手中掌握可使用资金实力就大,可用于攻关的资金能力也大。这都是现今当行长的一个致胜的法宝。他们知道钱是个好东西。 
中国式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改变了原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工作的一潭死水,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把金融工作机关化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作为企业,银行也要为最大化的利润去操心尽力。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改革不久,各家专业银行大多陷入巨额亏损的怪圈之中,较长时间不能自拔。其中最大的负担是原国有工商大企业积疴太重,大量信贷资金积压以至呆死,形成死水一潭;各专业银行工作人员数量又急骤增长,而且素质普遍不高,也制约着这个特殊企业搞活再生的难度。有人说:虽有改革春风吹,也难翻动沉潭水。这话一点不假。要想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企业(特别是东北三省金融企业)老大难问题,首先领导人得有魄力和决心,采取剜心、割肉的方法一一加以解决,虽有些阵痛,但得到的结果洽是这个企业真正的发展。 
吉林省金融企业,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改革,虽然仍有很不完善之处,它既然迈开了步伐,那就是一种进步。和农村联产承包到户这种改革比,虽无可比度,但看其结果,实在有天地之别;和后起的工业企业改革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了。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必然不能达到改革的昭昭目的,在很多方面也只能昏昏然。 
第一,在录用人员上,仍然是大锅饭,大家吃。凡是银行头头脑脑的孩子,只要有一张文凭(那怕是买的假文凭),凭借他们上上下下的关系网,再进行必要的投入,管保能在银行找一份不错的工作——那怕为了掩人耳目,在异地安排也好。而那些普通老百姓家的莘莘学子 , 虽然专业对口 , 要想进银行的大门又没有人 “ 引荐” ,那比登天还难 。有的孩子毕业已有一两年 ,至今仍在家耗着。 
第二,专业银行的干部任免,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走的完全是一条任人唯亲,哥(儿)们兄弟式的圈子路线。什么上级行调查、考核,什么基层行打分测试,绝大多数都是虚晃一招,走走过场。真正有真才实学,群众又信得过的,你不入他们那个围,进他们那个圈,你不向“真神”烧香进贡,你就休想“成佛”。即或你原来是金融干部 ,如不照此办理 ,也会找个“ 机会 ”让你下来。针对这一情况,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第一年干,第二年换,第三人年管保一边站。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第三 ,信贷管理人员形同虚设 ,新增贷款风险依然 。 以前,企业增加贷款,都是企业向管户信贷员提出申请,然后根据权限逐级审批 , 而且大多数贷款都是计划内的 , 企业取得贷款都比较容易;企业一个生产周期结束,商业企业商品周转一次,帐户有了资金企业马上还贷。现如今不一样了,由于银行资金来源相对比较困难,支行长对信贷员发放的哪一笔贷款都放心不下,现在银行贷款是各级行长授命科长,科长授命信贷员而发放的,企业那些老总们深知银行那些信贷员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信贷科长是年轻行长的手中的拐杖— —有没有都行 ,所以他们要贷款 , 都直接找行长。这么一来,信贷科长和信贷员有些心理不平衡,这些情况对于企业的攻关人员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把他们聚到一处,美餐一顿,再授以簿礼,一切也就齐了。要不,他们给你不当事办,担搁你三天五日 , 你也活没招 , 可是贷款迟到手形成的企业经济损失,可都是你的。那些老总们哪,猴精着呢!正由于这些授命贷款往往跟其他经办人员关系不大,往往在记录其贷款发生原由后,日常也基本上疏于管理,他们早把行长在贷款前那套冠冕堂皇的说教丢到九霄云外了 。 反正你行长说了算 , 贷款以后我们勤汇报就是了,出了问题由你行长兜着,我们怕啥呀!所以,这样的贷款不出问题的在少数,多数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正是这么一种状态,不少私营企业的老总都说:你不要看我贷款前当几天孙子,对他们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好钱得花;可是贷款一到手,我就是大爷,想要还钱,你就见天来叩头吧;不等个猴年马月,你休想要去一个子( 儿 ) !怪谁呀!这类贷款原本就不该给他 ,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活该!从内部说,检查部门还无话可说;贷款手续齐备,只是企业出现了暂时的问题,贷款才不能按期收回。有的就是欺上瞒下,搞搞名堂,让你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当行长的三年五载以后 ,有的升迁了 ,有的调动了 ; 信贷员和科长也大同小异,只是那笔贷款时间长了,必死无疑。信贷管理的弊端,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而这类问题的根子,实质上是那些能否真正调动信贷人员积极性的人和那个落后的机制。如果有朝一日,每个金融工作人员把银行每一分钱都当作自己财富看待、去营运、去管理 ,那么上述问题就没有产生的任何根源 。到那时 , 一个崭新的 , 具有非凡活力的新一代金融企业 , 必将誔生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这一天不会太远,也不允许太远,我们都期待着。 
03.9.20 下午 

里勾外连为的都是一个“钱”字 
第三十七章 
心里明白办事不能留下祸根 


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金融企业是冒险家的乐园。这说明,搞金融工作有很大的风险 ; 你的经营稍有不慎 , 就会跌到万丈深渊,相反你搞好了,决策的路子对了,你马上又会成为占据亿万财富的巨头。中国不存在这类问题,起码现时还不太可能。但是中国的金融工作者,中国金融企业那些握有实权的大腕(儿)们,他们到是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实权,不失时机、有限度地以贷谋私,来实现自已很快成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可能。这从每年咱们国家金融企业挖出的金融大蠹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因为银行这些实权派,也正是当今社会上某些心怀叵测的散兵游勇们心驰神往、并极力追逐的对象。如果他们共同设计的圈套得逞,钱会像流水一样淌进他个人腰包,而最终他们自己的罪恶可能会在铁窗中苦度余生,有的还有可能丢了自己宝贵的性命。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发不义之财、亏心之财。这是我做人的根本原则 。 金融体制初步改革之后 , 我们这些信贷工作者,对已经失去的某些权力,到满不在乎,只是对新的做法,深感不适应。因为你力主使基层行信贷工作按常规运行的想法,和人家自主经营理念所产生的差距,在什么时候都是难以弥合的,工作很不好管。他们说,我们没有动用你市行分文资金,你多操那份心干啥呀?这么一来其实就原本一致的工作目标,被各自的根本利益所化解了 ,对立了 。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还能检查谁 ,为谁去负责呀!实际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们去搞吧。我们对此也实在无能为力 。 有时候 , 当权力赋予我们需要和基层行共同审查、决定一项贷款项目时,将又会是另一种情况。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基层行和企业某些人的重点关注:下边的电话来了,说某企业的贷款项目如何好,望市行帮他们把把关,企业老总们的电话也打到了家(都是那些家鬼给人家透的电话号码),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望我高抬贵手,行个方便,某某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到关键时刻,这些人竟会在我们那些家鬼的指引下,登门逼宫。此时,我会对他说:能办的,我不会在里边打横,不能办的,你逼我也没有用 。 当然 ,他们都不会空着双手 。我的原则是:无功不受禄,对于钱财,对不起你拿回;如果是水果之类小小不然的东西,只好说声谢谢收下,因为你不能太过份,太过份会打人家脸,让人家下不来台。有时行长也会事先找到我:老汤呀,某某企业那笔专项贷款,他们县长都来电话找我了,咱们事情得办,但在办之前一定要协助基层行好好地把关守卡,不能出问题。这么一来,我就得更加认真负责地去办;对行长你得认真负责,只是应该加个“更 ”字。企业要想得到一笔正常的专项贷款,其实也很不容易,起码要经过企业申报,基层行初审上报,市(地、州)行把关立项,进行项目评审后,上报省行最后审批,其中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笔贷款就可能泡汤。凭心而论,我们市行专业处是工作最认真、也最好答对的一个处室 。 而其它方面的工作 ,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对于困难重重的供销社专项贷款,我是情之所系、情有独钟,往往陪着他们跑省行、搞攻关,目的是要把贷款拿下来,让企业注入新的经济活力,重新振作起来。这在市内和外五县供销社搞的比较大的商场,我都是这么办的;因为供销社在县城内大型商业阵地都没有了,何谈与其他商业竞争?其实,人也不可能是完人,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犯小错误 。那是 1993 年初春,有一位靠修吉长公路( 吉林到长春 )发了小财的个体老板老张 ,凭借自己的神通 ,在1992年就直接取得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行农业开发信贷处,关于自己搞东北黄牛开发贷款的首肯。他觉得自己后门开得硬,所以对市行和他开户的农行,都不放在眼下,觉得要把这 150 万元专项贷款拿到手,好比探囊取物一样容易。那知道,他开户的那个基层农行 ,硬是不买他那个帐,并对他不客气地说:你有本事,不如叫省农发行把那 150 万专项资金拨到你们帐上算了!第一次交手,他就碰了大钉子。后来,他鬼使神差地找到我们家,要求我帮助。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专项贷款上报有个先后程序,下边银行报不上来,我也不能空口说白话地向上级行报。他以为我在打官腔,于是手底下向我们家沙发垫下面塞过一个信封,说:汤处长,我是没招了,你多帮忙!并且站起身来要走。我立即抽出那个信封,拽住他郑重地说:张老板,你这么做是要让我犯错误,使不得,把那个信封退了回去。我看他那份为难的样子,诚恳地对他说:开户行的工作还得你去做 ,这叫自己的梦自己去园 ;至于怎么做 , 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心里想:你都把省发行摆平了,何愁一个小小的基层行呢?张老板走了,是实实在在无奈地走了。第三天,情况来了个 180 度大转变,张老板开户那个农行的一把手来到我的办公室,嬉皮笑脸地对我说 :汤老爷子,九站镇张老板要报 150万元养牛专项贷款,现在还赶趟不?我说:还有一天时间,后天汇总上报省行!这位行长觉得时间有些紧,于是商量地说:老爷子,跟省行说一下,再宽容一天行不行?我说,可以试一试,但是你们必须加班加点,搞清情况,写好材料填好相关表格,盖好有关印章。“好,老爷子,我们这就去办!”事后我就想,张老板用的什么法子使那个不浇油就不转转的行长,怎么能同意上报并亲自为其到市行说合呢?其实,这也是自己明知故问,如果张老板不浇油,那台上了闸的机器能转动起来吗?最终,这笔贷款省行终于批了下来,张老板纵观办贷前后情况,又第二次来到我们家,坐下以后二话没说,又拿出一个信封,直接向我塞来,说:汤处长,你是大好人,现在我给你并不是收买你给我们办事,今天事成了,我是来感谢你的!我当然不能收人家的钱,于是又说 :张老板 ,钱我是坚决不能收 ,但是今天 有一事相求 !张老板听我这话来了精神头 :汤处长 ,有话直说 !我说,我们家二孩子那个金融服务社,收回某贷款企业一批服装,分给每个职工自行处理 , 要是处理不掉 , 就用这些服装抵减职工工资,扣完为止。“汤处长,你说话吧,什么服装,多少件?”我说是男式衬衫,四十件,每件八十多元。“服装我要了,下午我让他们来车拉走!”我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我这也不是在以贷谋私吗! 
我总觉得,干了一辈子银行工作,可不能在临秋末晚的时候,一时糊涂犯了错误,使晚节不保,那就太不值了。由于亿万信贷资金都不是哪一个人的,所以信贷资金遭受损失,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会追究个人的责任。出于个人的私利,银行有关人员与贷款企业里勾外连搞权钱交易,结果使贷款坏帐的事,也不在少数。而且哪家专业银行每年都有此类事情发生,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国家规定 : 凡是因为执行国家政策或是因为不可抗拒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形成的重大经济损失,而使贷款呆死的,银行可以根据贷款额度分别向相关财政和上级行申报,核销这些贷款,这是国家为了减轻银行自身的资金包袱,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经济措施。可是,有的专业银行为了一已私利,竞将呆帐贷款和正常贷款 ,一块往上报 。呆帐贷款比较好办 ,因为那是事实。正常贷款你要核销,就比较难,但是你既然惦记上这码子事,办法总会有的。比如,有些大额贷款,市、省行无权审批,他可以化整为零,四十万元贷款可以改作两个二十万元贷款,分两次上报 。基层行的人不怕内部打横,因为上下级行关系都不错,而且核销呆帐对银行自身有利;他们怕财政部门驻各地的《中企处》,他们要是认真起来那就全部完完。办法总是有的,他们先用小额呆帐贷款探路子、拉关系,先是请他们吃吃喝喝;后来路子通了,就投其所好,买彩电、VCD 等等 ,等到这些人能为他们银行所用时 ,也就一路绿灯了 。 等到那些本不该核销的正常贷款 , 被批准核销以后,会计部门先行核销企业正常贷款。一旦这些企业到期偿还贷款后,这些钱都转到银行帐外,建立了“小金库”。有了“小金库”干啥不行呀?可以给某些职工买房,可以给单位领导买高级轿事,也可以用来请客吃饭、送礼,拉各个方面的关系——那都是现在和今后用得着的相关单位和有关上级领导。 
听家乡同学说,有的专业银行市行一级的行领导,他们的胆子更大,在各大专业银行总行,相继成立某些资产公司以后,为了减轻省以下各专业银行的经营压力,国家规定可以将各行原有的相关大企业的呆滞贷款,上划到这些金融公司,由他们专门进行管理,有的可以通过拍卖企业资产收回全部或部分贷款,有的无法收回的贷款,可以继续在这个金融公司掛帐,目的是使那些原来呆滞贷款多、资金积压多的行,处理 些“包袱”,保证经营上的相对稳定。就是这样一件大好事,那些行领导也不会放弃这种大好的机会,从中大做手脚、大捞一把。当基层行把这些企业的坏帐贷款上划到市行后,他们不是如数将此笔贷款划到那个金融管理公司,而是借此机会,故意扩大这笔贷款金额,将其划走。 比如,这个企业从开户行划上来坏帐贷款五百万元 ,而市行可以大做手脚,划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千万元的贷款,他们一下子就可以捞五百万元。至于变更某些凭证,那又是小事一桩。有了钱,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既可以给职工谋些福利,比如补贴职工集资建房啦,节假日搞些福利啦等等。也可以办坏事,直接用于吃喝玩乐,结友营私。我估计,能做出这等大事的市(地、州)行行长们,也可能是上面授意,也可能是他们先首肯,事成之后,利益当然得均沾,绝对不能独吞。干这类事最知情的就是这个行的会计科长,因此,这些会计科长往往也是行长的知心和同伴。有些人说,在经济利益上,一个行的会计科长往往仅次于这个银行的一把手。 
银行的改革从目前看最不彻底,而且总是落后在整个社会的改革大潮后面。正因为如此,存在于银行内部的积弊就越来越多。我都退休多年了,当然希望我们曾经工作过的银行 ,能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 我更希望 ,经过彻底阵痛之后,我们吉林所有的专业银行,能够真正获得新生。否则,当精明强悍的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以后,逐步死亡的还会是别人吗? 
03.9.21 上午 


老来得闲无法安排有限岁月 
第三十八章 
新天地里有幸云游山海名城 


我的正常退休年龄应该是1995年12月末,因为我自己填写的档案出生年月日都沿用阴历1935年11月13日,当时不知道公历的准确日期。但是,因为工作需要,行领导让我多干了三个月,直到1996年二月份才离开作岗位回家。这一辈子,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出满勤、干满点,超期“服役”。当然,后期因为看病,耽误了一些时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退休对于人生来说,本来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大了说为国家,小了说为了家庭,忙忙碌碌地干了一辈子牵肠掛肚的工作,现在退下来,回家愉快地渡过余生,实在是一件大好事。可是人这东西往往犯贱,一旦离开工作过的单位,离开曾经在一起斯磨多年的同志和朋友,开始心里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总也不落体。你的身子可以在江边游逛,但你的心仍然在那座大楼内 ,死死地拔不出来 ;你可以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 但往日的酸、甜、苦、辣,又会很快涌上心头,不但养不了神,而且是一种痛苦的事。还是时间老人实在,时间一长,等那些记忆逐渐淡忘以后,这才又使自己走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于是,我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在家乡那些美好的童年和鲜活的记忆……。以前,因为特殊原因,我曾做梦想调回家乡,现如今退休了,落叶归根的思想日渐强烈。我曾为此多次试探过王淑兰,她说:这孩子和一大爬拉的家都在吉林 , 咱们这么回去是不是犯病呀 ? 面对这样的回答,我一下就无言答对——灭火了 !这样 ,从1996年至2001年8月末,我就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绪中,整整渡过将近六个年头。 
退休以后,很快那种不落体的心情就已经平稳下来,于是我开始重新认识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吉林市 。 在那一段时间 , 凡是我原来没有走到过的街巷、山林、墓地、以及墓地内名人的墓碑、墓志铭,也都一一认真流览。有时发现远处一座小山的顶上,有我看不清的物体,于是我也跨步前行,爬到山顶,以考其究。还真发现了一些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市烈士陵园西南方向那座小山上的大墓碑,原来是我们吉林市老市长张运海的墓地;看着遗冢,回想他的遗容,一种震憾心灵的感觉油然而升,昨日的市长,今日的老墓……… 。 为了走更多的地方 , 有时一个上午就走三十多里路,走走停停,看看再走,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后来,我们单位又办了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一来,当我每天从松花江边溜达一圈回到活动中心,又能打打台球、乒乓球,还可以在健身室,做做电子按摩,同时看看电视。 
在职期间,我的领导(科长和以后的市行行长)对我们抓得很紧、很严,从不放我们出差到外地去。因为做信贷工作,找一点点“理由”就可以跟着企业到外地一游。这个机会到1992年,我们的主管业务行长才松了口,为了帮助基层行检查一笔本地贷款异地用的情况,和本行其他四名同志一起,经广州、赴深圳、珠海,第一次出了远门。在那以前,辽宁的沈阳、大连,黑龙江的哈尔滨,也都没有因公去过一次。行长一看,再不让走,几年就退休了,那么做也太不公平了。1995年,我们的行长更是大开恩典,允许我“回南方 ”去探访一下 ,即是借回老家的机会 , 可以扩大一下探访范围,但报销的差旅费只允许我一人。就在我退休的那个月——1995年十一月,在我内弟王述超、弟妹何玉珍及王淑兰的陪同下,乘飞机直抵海口市,并当即改乘大巴直奔海南省三亚市。所以要去三亚市,不仅因为那里风光秀美,还因为在三亚市工商银行,有我原来的同事赵亚宁在那里,他可以为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很好地欣赏当地的海场、山色,提供最大的方便。在他们夫妇的热情接待和支持下,第二天 ,他们俩当导游,游览了祖国的“ 天涯 ”、“ 海角 ”和耳目一新的“ 大东海 ”,并登顶东山,在“ 鹿回头 ”俯看整个三亚市的大好风光。第三天凌晨,天还没有亮,他们夫妻俩又到住地为我们送行,以便搭乘航班去深圳游玩。深圳有我大妹的姑娘周阿青在彼,所以吃住在她家,既方便,又不用太多的破费。因为她工作很忙,我们没有要求她陪我们一起去玩,只要求她给我们办一份四人去“沙头角”的通行证就可以了。深圳这个地方是个新兴城市,所以老景点很少,在这里主要是购物。第三天,我们四人去了沙头角,参观了中西合壁的中英街,在香港一侧购买了一些黄金首饰和其他日用品。下午即乘机去名城昆明。在昆明的三天中,除了参观石林风光 ,还参观了西山风景区 ,乘索道入龙门 、 观昆明湖、看大观楼、并与昆明湖著名的红嘴鸥一起嬉戏。下一站,我们又乘机飞到广西桂林。原计划 桂林呆三天,在我们游完了市内所有景点 ,第二天游览完漓江风光以后,因为买不到去重庆的机票,又在桂林多呆了两天。那天,在桂林上飞机已是下午四时多,飞机抵达重庆已是万家灯火。机场大巴将我们送到重庆市内的一个什么地点,一切都难以知晓。下了汽车,王淑兰看见了不少人手持扁担,肩扛竹杠的人,心里就发了毛,心想:这是不是一伙打闷棍的人?于是招呼我们三人快走、快走。往哪走?我们只好跟着人群随大溜往前赶,结果没走多远,发现重庆市政府招待所就在眼前。于是大家喜出望外 ,直奔里边投宿 。刚躺下不久 , 室内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听,原来是一个女的问我要不要小姐,我把电话交给王淑兰 ,她生气地说 :我们有老姐 ,不要小姐 !对方一听换了人,于是又说:我是说,你要不要小姐给你美容!王淑兰把电话给撂了。我们在三亚市住宿时,也遇到类似情况。现在,连政府招待所都这么乱 , 可见情况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 我们这次空飞到重庆,主要是舆论狠吹的那个“三峡告别游”,说三峡大坝一建,今后再也看不到三峡的雄姿了。所以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住处又挪到朝天门码头。我在朝天门的小旅馆整整呆了一天,哪儿也没有去,王淑兰和她弟弟以及何玉珍他们三人,到了重庆市里去观光、购物去了。第三天下午,我们乘船顺长江而下,从第四天清晨开始,终于看到仰慕已久的巫山、西菱、衢塘三峡,并且看到了葛洲坝电站的雄伟身影。第五天,在晨曦中,轮船经过新中国第一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在当天下午,我们到达此行终点——南京站。在金陵我们也只休息一天,第二天下午就搭乘去无锡方向的列车南下,在无锡游玩了蠡园、元头渚及附近的一些景观,当天下午我们四人又乘大巴赶到这次旅游的最后一站——苏州。在苏州,我们在留园、寒山寺、虎丘山等处游览,并造访了观前街。因为当时已经是十二月下旬 ,南方夜晚的气候 ,东北人已经有些不适应 , 感到床上垫的、身上盖的、实在太少、太薄,已经无心再玩了,于是很快返回南京。在南京期间,与我家三个姐妹见了面,他们又在南京新街口商业区转了一天,买了不少东西。最后,从南京乘飞机返回吉林,结束了历时将近一个月的旅游生活。这次旅游,我们唯一省下的是住宿费 。在此期间 ,我们住最简陋的旅馆 , 有时四个人挤在一个屋。我总觉得,既然搞名堂让公家破费,也不能超过我自己应该报销的标准吧! 
1995年的这次探视游,每到一处都是图方便,享受当地一日游一类的集体活动。1996年十月份,我和王淑兰跟随别人,搞了一次自费自助游。方向是西部几省。后来,那伙人另有企图,所以实际上只是我们老夫妻二人的情侣游了。从吉林乘火车到了北京,次日下午即将搭乘去乌鲁木齐的航班到新疆第一站。可巧当天误班,上飞机时已经是晚上十一时多了,到达目的地已经是又一天的凌晨。于是,我们俩只好在机场等到天亮。以后又走了很多路,才找到去火车站的公交车站。我们在离火车站不远的空军招待所安顿下来。此次去新疆,重点想看一下天池,如果有机会再去一下吐鲁番。去天池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参加当地组织的一日游。 因为天池离乌鲁木齐不算远,我们游玩回来,天还早早的。第二天是中秋节,于是在看看市貌、逛逛商店,并买了下站去吐鲁番的火车票。王淑兰在火车站还买了一张小山羊皮,她主要是看中了它便易的价钱。结果 , 买的是一张当时看了还不错 , 其实是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羊皮,里边暗藏着熏人的臭气。以后经过吐鲁番、敦煌、嘉峪关,直到兰州,因为受不了它的臭气,才与吐鲁番的葡萄、在敦煌买的十斤羊毛一起先行寄回吉林市。 
到新疆以后的第四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们搭乘乌鲁木齐开往兰州的直快,当晚十一点多钟到达去吐鲁番的中间站大河沿站。那是一个由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月黑天高、狂风怒嚎、沙尘击面的恶劣天气。下得车来,四处漆黑,那怒嚎着的狂风,吹得迈开一步都非常艰难,风里边还夹杂着沙子,打在脸上无奈的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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