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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原创: 试论临川古代八股文的演变及历史意义



试论临川古代八股文的演变及历史意义
        周信昌   王冰泉

(2010-11-10 06:57:4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3afc1f0100mle6.html
     临川八股文,始于两宋,盛于明清。由北宋王安石首倡,并鼎力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实为中国封建社会“经世致用”的官方主流文化,对近千年来我国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临川八股文所倡导的“代圣贤立言”,强调立论的思想性和道德性原则;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强调学习考试的实用性原则等对当今的高考与公务员考试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临川文化就是始于两宋、繁盛于明清的临川八股文化。因为近代以来社会对八股文化的偏见,造成了临川古代八股文稿的大量流失,以及后辈学人对八股文化知识的断层。出于对临川先贤的景仰,为让掩埋的光辉重现人间,我们对民间收藏的几近绝迹的部分临川才子八股文(木刻版本)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和初步研究,并试图阐述其演变过程及历史意义,以祈请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临川文化的研究,为八股文正名。

一、王安石是推动八股文改革的首创者

     以八股文章为主要标志的八股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产物。自隋代始设科举,经历唐代而至北宋初期,封建王朝均以诗赋取士,读书人的注意力和才智被导引到偏重于吟诗作赋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诗赋取士所产生的弊病日益显现,士子“类浮文而少实”,新选的官员大多数在治国安民方面无实际能力。至北宋仁宗朝,积弊尤深。范仲淹、宋祁等大臣曾经试图改革科举,以策论取士,但不久旋归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诗赋有固定的文体,考官阅卷能按功令程式的标准评判,而策论文章“汗漫难知”,无一定的模式可遵循,录取时操作困难。范仲淹等人看到了旧科举的症结,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真正拿出办法成功地推行科举新法的人,是北宋神宗朝的政治改革家、临川人王安石。

      王安石于熙宁年间担任首辅,推行变法新政,改革学校、教育、科举是其诸多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单就改革科举而言,王安石认为“以诗赋论策取士”,读书人“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困于无补之学”;“今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才……”(《宋史纪事本末卷28》),坚决主张将它废除。他从学以致用于治国安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主张“以经术取士”。经术又称经义,即儒家的四书五经所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方法。以经术取士,即科举考题出自四书五经,士子据题而“代圣贤立言”,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考官根据考生的论说文章优劣而录取人才。宋神宗支持这项改革,于熙宁四年二月发布诏书“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王安石随后又亲拟了新科举法的诸多规定,其中就具体规定了经义文章的体制,“定格式”、“立程式”,虽“与论体相仿”,但“为法较严”。并且“以经言为题”率先示范地写作了《非礼之礼》、《五十以学易》、《参也鲁》等一批经义文章(其中《非礼之礼》收录入《王文公文集·杂著·第二十八卷》)。他又亲自训释《诗》、《书》、《周礼》,名为《三经新义》,作为全国各类学校生员必读的统一(和谐和谐和谐)教材。与此同时,王安石大力改革教育,在京城太学实行“三舍法”,并广泛设立郡县官学(州学、县学),鼓励民间兴办各种书院和小学(书馆、族学),规定各类学校的月考、岁考等升级考试制度,生员所学习和考试的科目专门为经义文章。如此将学校日常教育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培养和选拔封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王安石罢相后,新科举法虽曾两度禁止,但很快又恢复执行,连同学校制度均为后来元、明、清各朝所沿用。

      应该指出,王安石当初创立的经义文体,并非等同于后来称谓的八股文体。关于宋代经义文体模式的史料现今缺乏,但从现存的十余篇王安石亲撰的范文来剖析,其实际上就是有一定规范性的论体散文。以“四书”中的一句或几句为题,抓住中心意思行文,首句须开门见山地提出论点,然后承接论点展开论述,论述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说理,层层深入,故而语句结构往往形成排比、对偶、递进的句式,最后归述为结论。其“为法较严”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文章的思想性限制为“代圣贤立言”,论述必须符合孔孟的儒家思想,不能离经叛道;二是文章的篇幅限定在500字以内(明清两代陆续扩增至700字),以方便考官迅速评卷;三是行文论说只讲道理,不能引证经义以外后代的书和时事,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统一评卷标准(南宋以后实行)。其他还有一些规定,如卷面书写格式、涂改字不得超出若干、不许草书字、不许使用方言俚语等等,防止考生串通考官籍此作弊。由此可见,王安石所创立的经义文体,完全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实际需要,并无任何刁钻古怪之处。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科举竞争愈演愈烈和士子考官的刻意雕琢,才出现“时文之变,千态万状,逾远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失其道”(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经义模范·提要》)。宋代经义文又称制义、制艺,元代称为八比文,明代多称为时文、时艺。此时文体已有破题、承题、起讲、起比(亦曰起股)、中比(中股)、后比(后股)、束比(束股)、大结等讲究,“八股之制,于是大备”(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但明代的书面语言仍不见有八股文的称谓。八股文之名应该是它在清代走向衰亡时民间口头对它的谑称,随后才采入为书面语言。

     王安石所创立的经义文体和科举考试方法被历史确认下来,历经宋、元、明、清的八百多年封建社会后期全过程,持久深刻地影响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办学导向,以及追求“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的写作倾向。经义或八股文章的价值最受尊宠,因而成为封建社会官方倡导的正统文化,知识界广泛流行的主流文化。孔子确定了封建教育的儒家思想体系,王安石则完善了封建教育的形式构建,就这一历史功绩来讲,王安石不愧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教育家!但由于经义或八股文体和科举考试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同时消亡,王安石的这一历史功绩也被人淡忘,时至今日,近、当代文献仍没有充分肯定他的教育家地位,实为憾事。

    二、临川八股文化的繁荣历史
     
     南宋时期是经义文化长足发展的阶段。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江南地区的文化也迅速繁荣,尤以江左(江苏、浙江)和江右(江西)地域为甚。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物如陆游、陈亮、范成大、朱熹、陆九渊、杨万里、文天祥、洪迈等人,全是江左和江右人,惟辛弃疾和李清照是山东人但后半生亦寓居江左和江右。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可以说都是经义文化的优秀代表而后各自又有突出的文学建树。就江西而言,临川是全省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自北宋以后,晏殊、王安石、曾巩、李觏等先贤的行为榜样,一直在家乡产生广泛而巨大的社会效应,因而临川区域形成了重文尊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宗族、家庭和士子“以诗书求闻达”的进取心普遍强烈,读书风气浓厚。“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清乾隆版《临川县志》)。作用于培植和传播经义文化的教育机构,至南宋时也已臻完备。官学有府学1所、县学10所,民间书院20余所,乡村族学和家庭书屋不计其数。民间书院不仅数量多、时间长,而且教育质量高、影响大。李觏、曾巩、陆九渊等名儒大师,都曾经在家乡创办书院,讲授经义和学术。其中陆九渊创办的象山书院(始名“象山精舍”)规模最大,先后有近千名学子前往受教,是宋代全国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陆九渊不仅对儒学经义有极深的造诣,并使之发展为自成一家的“心学”创见,兴办书院讲学,而且自身又是写作经义文的高手。他青少年时代写作了不少经义文章,并曾获得抚州乡试第四名。今人田启霖编著的《八股文观止》收录了他的五篇经义文,其中《保民而王》堪称为他的代表作。该文全篇仅125个字,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后人评价为“如其所学(说),是可传也。”(梁章矩:《制义丛话》)。由此可见南宋时期临川经义文章仍未失其始创时的宗旨,陆九渊是继王安石之后代表临川经义文化的又一扛鼎人物。   

        元代前期较长时间停止科举,经义文化曾一度式微。及至明初,朱元璋重视科举取士和兴办教育,经义文化重新风糜于社会,仍以江左和江右两个地域最为繁盛。如果以科举成绩作为衡量经义文化的重要标志,明初的临川经义文化就呈现先声夺人的势态。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存录的明初《会试录》记载,朱元璋开国后于洪武四年举行的首届科举考试(殿试),“就试者一百八九十人,中式一百二十人。浙江三十一,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二,(余省皆止三或五人——笔者省略)。”该科连中乡试解元、会试会元和殿试状元而“三元及第”的,便是临川区域金溪人吴伯宗。吴伯宗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精通“回回历”,著有《荣进集》。洪武十三年庚申会试(全国试),临川崇仁人吴溥又夺魁为会元。吴溥是明代著名学者吴与弼之父。明初的经义文风继宋代余绪仍属端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荣进集·提要》中认为:“考吴伯宗《荣进集》……其所作亦与此(指《经义规范》不甚相远。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辞相尚矣。”

     至明代中叶后,经义文风才开始走下坡路,但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经义文化仍然秀出一枝。汤显祖青年时所作的时文奇巧灵秀,尤擅长写小题文。清代评论家俞长城评价他的文章说:“玉茗堂制义,择理精淳,而出之于名隽,以六朝之佳丽,写五子之邃奥,足以自成一家。”汤显祖中举前即以文章名扬海内,与江苏的王鏊、归有光、唐顺之、薛应癅、翟景淳,浙江的胡友信、杨起元并誉为“举业八大家”。而“八大家”中惟他后来的文化成就最高,成为杰出的戏曲家和文学家。明代临川的经义文化培育出众多的人才,其中载入《中国名人辞典》的还有:辞赋家涂几,经学家詹风祥,诗文书画家王英,学者兼书画家程南云,文学家姜洪、周亮工,诗文家聂大年、傅占衡、著作家邓痨、罗痫、伍福,理学家吴与弼、罗汝芳,名臣兼戏曲活动家谭纶,医学家龚廷贤、李癈等等,共20余人,占江西明代文化名人总数(约65人)接近三分之一。这些文化名人都出身于社会中下层,藉以经义文章的真实功夫中举入仕,或无意仕途而终身治学讲学,生平著述均很丰富,对促进临川经义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骨干作用。

     与经义文化互相依附的经义教育,在明代临川地区尤为兴旺。不仅官立的府学、县学沿袭宋元前朝定制存在,而且民办的书院数量激增,新老书院共有50余所,其中有著名学者罗汝芳创办的“丛姑山房”(书院)和吴与弼创办的“康斋书院”影响很大,“四方学者从之,名倾东南。”明代的小学称为社学,社学的生员不论年纪大小均称为儒童。自明初朱元璋下诏兴办社学以后,临川的社学发展迅速遍及城乡,明末时数量和质量都达到高峰。明人谈孺木在《枣林杂俎》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史实:崇祯十四年(1641),浙江嘉定名儒侯峒曾以督学大臣身份视察江西,特例增加了一场儒童录取县学的考试,报名应试的儒童“他郡少者数人,多者数十人,惟抚州九百余人”(当时抚州府仅辖临川、金溪、崇仁、宜黄、乐安、东乡六县——笔者注)。抚州有近千人应试,令侯峒曾惊叹之余,“患其众,特简七目,曰日月星辰、曰龟鼍鱼鳖、曰干戈戚扬、曰麻缕丝絮、曰江淮河汉、曰梓匠轮舆”,所出的七道考题难度都很大。考试结果,“抚州府共录四十人,以额(名额有限)实不胜收也,其减责者仅二人。”由此可见明代临川经义文化普及教育独步领先于全省乃至全国的盛况。

      明代临川经义文化繁荣的又一标志,是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出版业同样发达。我国雕板印刷图书,始于唐,盛于宋。原先限于官方专营,不许民间私刻,“(宋)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至熙宁以后,方尽驰此禁。”(罗璧:《识余》)这是宋朝熙宁变法的又一大举措,功劳亦当属王安石的卓识远见。此后私刻、坊刻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以京城汴梁、浙江、四川、福建、江西最盛,而江西刻书,又以临川的金溪浒湾为中心。临川刻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宋初。当时官刻之书除了朝廷国子监刻的“监本”外,还有一种地方公使库(类似今时政府招待所——笔者注)刻的“公使库本”。全国十个兼能刻书的公使库,江西就有抚州、吉州、信州三个。所有地方官刻的“公使库本”中,以抚州公使库刻的《郑注礼记》为最有名,而且现在还有传本。(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抚州公使库刻书之地,极有可能就在邻近州城水陆交通便利的金溪浒湾。入明以后,由于临川区域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读书人众多,书籍需求量大,市场规律带动了民间刻书业的发展,至明中期万历年间金溪浒湾已形成了“坊刻”的商业规模,最盛时有60余家刻书坊。所刻书种类繁多,以刻经、史、子、集、举业文章等书籍为主。其中的举业文章,选编的是海内经义文写作高手的作品,或科举考试中的优秀考卷,如《天崇欣赏》,大量选编了天启、崇祯年间临川“四大才子”艾南英、陈际泰、章士纯、罗万藻的经义文章。同时还出版当地名士学者的个人著作,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汤显祖的《玉茗堂文集》、艾南英的《天佣子全集》等等;也刻印《百家姓》、《千家诗》、《三字经》、《声律启蒙》之类普及教育读物。浒湾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对交流和传播临川经义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为临川文化积淀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明代晚期,经义(或称制艺、时文)文化颓风日渐,士子文章内容陈腐,形式僵化。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升庵集》中有一段话抨击时文之弊:“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谓之‘舞单枪鬼’,一跳而上也。题语百余言,谓之‘寿星头’,长而虚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谓之谓之’、‘此之谓,此之谓’、‘有见乎、无见乎’,名曰‘救命索’。不论与题合否,篇篇相袭。师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底止也!”临川的八股文化虽然也受到时弊的一些影响,但整体上并未随波逐流。相反,以艾南英为首的“临川四才子”(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如中流砥柱屹立,力挽颓风。他们“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坚持走追求实学的创作道路。艾南英(字千子)是当时著名的时文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为文不属草(稿)而顷刻完卷”,文章风格“质朴坚辣”,文之“精严”超过明中期时文大家、浙江状元钱福之上。陈际泰(字大士)是时文高产作家,毕生写作时文超过一万篇,古今无人能出其右。明人谈孺木的《枣林杂俎》记载:“临川陈大士深于经术,尽日可草制义三十首(篇)。”若以每天超负荷写作十五个小时计算,每小时写作文章两篇,一千余字,几乎是挥笔不停一气呵成,速度是惊人的。而且陈际泰的文章“犀利老辣,见识卓异”,评论家推崇为“他人有此胆,亦不能有此口。”章世纯(字大力)的文章思想性深邃,《四库全书总目》称谓“杨雄所谓好深湛之思者,世纯有焉。”罗万藻(字文止)是汤显祖的弟子,文章现实性强,“多能切中时弊,见者乍舌”(旧《临川县志》,“临川四才子”的文章声誉,当时代表全省传扬四海,被士林称誉为“江右四家”。他们所作的时文文章稿本即不胫而走流布海内,被各地士子视为奇文佳作而辗转抄录,甚至垫资刻印出版。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集》记有“泰昌元年冬,留源(张大复之友——笔者注)汇丘(毛伯)、陈(际泰)行卷,暨艾千子、罗文止、费无学诸稿为一帙,题曰‘江右奇文’”,便是例证。
       “临川四才子”不仅以丰富的写作实践坚持不同于流俗的端正文风,而且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对当时的文坛浊流展开斗争。艾南英曾经化费心血搜集许多腐儒拙作,分为“生吞活剥”、“钩章棘句”、“生硬套用”、“溢美饰非”、“游戏”五大类,编成《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部书,作为写作的反面教材警示世人,在当时士林中反响很大。“四才子”名望既高,也经常外出应邀讲学,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扩大影响。如在崇祯四年,艾南英赴京会试“公车过淮”,顺道在当地主持了一场时文评点活动。“淮之文风至明末渐衰,科名亦不振。闻艾千子来,士子多以所业请正之。(艾)概不着笔,惟吴太清数艺,嗟赏不置……吴遂执弟子礼。后吴乡荐造诣精纯,所传知名士。”(沈葵生:《茶余客话》)艾南英授教的弟子还有南城县的陈允衡、宁都县的卢演、新建县的徐世溥等人。陈际泰授教的弟子亦众多,如南城县的黄震、南丰县的李深斋等人,都曾“师临川陈大士为文”。章世纯入仕较早,交游更广,常为江淮、粤西士子评点文章,并与毫州名士顾知天结为文字知交。这些文人学子受“临川四才子”的道德学问影响,皆学业大进,“辄试高等”,后来人生有所造就。其中如陈允衡,成为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与诗坛巨擘王士祯、施闰章交游齐名。  

 明代晚期东南地区的文学社团很多,学说纷纭,论争激烈。其中以江苏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和浙江陈子龙、夏允彝为首的“几社”规模最大。“几社”与“复社”相呼应,沿袭明中期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声势颇盛。崇祯元年,艾南英东游至吴地,与陈子龙相会于太仓的瘅园,两人踞席辨难,竟日不休。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师秦汉”还是“师唐宋”的文学传统继承问题上。其辩论形式,相似南宋陆九渊与朱熹的“鹅湖辩论”。艾南英返回江西后,即与志同道合的同乡陈、章、罗三才子,以及南昌的万时华、新建的陈宏绪、徐世溥、清江的杨廷麟、瑞金的杨以任等人组成文学团体“豫章社”,与江浙的“复社”、“几社”分庭抗礼,以书信的方式继续展开文学论争。艾南英痛斥明中叶以来古文和时文“坏乱已极”的现象,反对“文必秦汉”的拟古说,反对因袭六朝骈文繁褥华俪而虚空浮泛的玄风,也不赞同竟陵派上承唐人的险奇艰涩的为文。他主张以实学为衡量古文的标准,学子要通经博古,继承和发展唐宋文学的精华;极力推崇司马迁、欧阳修的文章为“千古独一”,赞赏唐宋派文人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的文学功绩。他认为作文要讲究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相统一,且以“达辞”、“体要”为主,同时要讲“义法”、讲“神气”、讲“雅洁”,等等。艾南英的文学主张,力图矫正明末古文与时文内容陈腐、形式僵化的颓风,改革和振兴封建文化。清代制义评论家评价艾南英的文学主张有“救纡医俗之功”。今人郭绍虞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亦以不菲的篇幅,肯定了艾南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贡献。

     入清以后,八股文风颓势犹渐,难以挽转。由于清初康乾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激增,科举竞争也日益激烈,考试舞弊事(和谐和谐和谐)件频仍不绝。此类丑闻大多发生在达官贵人和富商更为集中的京畿地区,清廷虽然相对采取过诸多严厉的措施,但仍防不胜防。而在临川地区,自宋代至清代的科举史上,绝未发生过一例考场舞弊案件。临川士子凭着真才实学,在清代科举中依然屡屡取得骄人的成绩。清初的代表人物是“二李一张”:李来泰、李绂和张江。李来泰博学广识,精熟经、史,是著名的八股文大家。他所作的八股文独具一格,“以经为史,以史为经,制义中未之见也……”(俞长城评语)。李来泰于顺治八年中举,次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提督江南上江(安徽和江苏北部)学政,曾主持学校教育。康熙十八年,他参加封建社会里最高级的学识考试——博学鸿词科试,名列魁首(乙等第一名),任翰林院侍讲,参与《明史》修撰,足见他的经学与史学功底之深厚。李绂为清代名臣、理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精研理学,“学道以陆象山为归”,“文章高处逼南丰(曾巩),下亦不失为道园(虞集)。”(全祖望语)李绂于康熙四十七年乡试获第一名,次年中进士,不仅历仕三朝、累居高官,而且清名文采为当时士林清流之领袖。曾任康熙六十年辛丑科会试副总裁,又曾捐资在临川兴建青云书院,晚年归乡任兴鲁书院山长,并亲自讲学,为临川的八股文化教育作出直接的贡献。张江是继陈际泰之后又一位八股文高产作家,其作品不下3000篇,冠绝清初士林,享有盛誉。浙江海盐人、制艺评论家吴懋政对张江的文章极为推崇,认为“晓楼(张江字)先生少时酷摹章(世纯)罗(万藻),而得其神髓”,“后学养益粹,更脱尽刻雕之迹”,“无一字一句不坚如长城”,“超乎天(启)崇(祯)诸名作之上”。吴氏编次评点的《八铭堂塾钞》选集中,收录了不少张江的八股文章。张江于雍正元年中进士,官任翰林院编修,毕生致力于八股文写作,后人将其作品编有《张太史时文三集》。

     清代中叶,临川八股文化的代表人物应属蔡上翔。蔡上翔青年时代擅写八股文,经由举业成进士,授四川东乡县知县,名列四川省志“名宦”篇。他的早期八股文作品大多散佚,但从现荐篇目来看,其文朴实自然、论理精严,脉承艾南英的“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遗风。蔡上翔在《艾先生遗像赞》中推崇说:“前明八股之业,一代之精华聚焉。及穷而欲变,变则不可无人救之,于是千子艾先生崛起末流,独以古学倡天下,殚力媸妍,比之孟氏癖杨、墨,不为过矣。”并自称“上翔好读先生书有年矣!”他在后半生全力著述《王荆公年谱考略》,不暇旁务,但也常为后学生员评点八股文章。他曾为湖北汉阳的秀才甘百川撰写《甘生试卷序》,为安徽含山县同年进士张曾炳撰写《丹亭制艺序》,为崇仁县进士杨步麟撰写《杨丹亭时文稿序》,可见他在当时八股文坛上名声遐迩,受人尊重。

     清代晚期,临川地区虽然没有再出现八股文大家,但凭八股文入仕且有文学成就的名家依然络绎不绝。如骈文大家曾燠、考证学者杨希闵、诗文家吴嵩梁、艾畅、黄爵滋等人,直至清末诗词书画四艺兼长的名家李瑞清。有人统计,清代临川文化名人载入辞典的约有43人,其中抚州20人,建昌21人,均远远高于全国各州府的平均数11人。其中应特书一笔的是黄爵滋。黄爵滋系道光年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等职务,曾充江南乡试主考官,并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结“宣南诗社”,为文有盛名。他的政治目光敏锐,最早向道光皇帝上书,主张严禁鸦片、巩固海防,并奉旨巡视海防,奏上(和谐和谐和谐)《海防图表》,坚决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黄爵滋是临川八股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个典型代表,从这一典型体现出临川才士大不类同于流俗八股所滋生的“腐儒”,证明了临川八股文化一贯坚持了走经世致用的发展道路。

    当然,八股文化毕竟是一种封建文化,它与封建政治的信赖性决定了它与封建社会共存亡的命运。戊戌变法后,改革教育和文化的呼声日高,清廷终于在1906年废除科举制。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终结,八股文化的时代打上了一个句号,临川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三、临川八股文化的历史意义
    
   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腐朽衰弱,鸦片战争以来国家频遭外侮蒙受耻辱,近代智识之士沉痛反思,其中有些人却仅归罪于八股文化教育所造成的人才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对孔孟文化和八股文章大加鞭挞。“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更直接成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因此,现、当代以来,八股文化根本无人敢再提及,成了尘封的文化垃圾,甚至连八股文的存世书籍也极难找见。后人对八股文化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已形成固有的偏见。改革开放后,首先为八股文正名的是启功老先生的《说八股》,继而大拓荒原的是田启霖先生的《八股文观止》,但至今全国也仅有启功、田启霖、金克木、张中行、鲁威等极少数学者染指八股文化的研究,令人抚膺长叹!

      我们认为,八股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广泛流行的文化,仅就这客观存在的历史意义来说,其文化考古价值就很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尽管它已失去了当今实用价值。它诚如殷商的甲骨文、汉晋的辞赋、唐宋的诗词等等,其中凝聚了多少代知识分子的心血结晶,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不应该弃之不问。尤其是当今它的声名形迹几近消亡之际,亟待我们积极地加以抢救。至于八股文化包括临川八股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客观占有的地位,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功过得失,启功、田启霖等先生已有新论,其中尤以田启霖的《八股文观止》附论《八股文的历史命运》,洋洋数万言论之甚详,我们完全赞同这些新论。

     就八股文化在临川地区历史上延续的长久性和社会上流行的广泛性来说,它不仅是临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临川文化组成中的基础文化或主体文化。换句话说,没有八股文化也就没有临川文化。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八股文化具有鲜明强烈的功利性。官府机构和民间无数的宗族和家庭的读书人,都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围绕科举考试的文化教育活动中,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临川地区自宋以来教育事业的繁荣、读书人的众多、图书出版业的发达。官方和民间都将八股文化视为正统文化和高尚文化,作为八股文化主要实体的八股文章,在当时最受重视和尊宠,其实用价值远远超出诗、词、戏曲、小说等其他文化形式之上。几乎所有的读书人自入学后都必须学作八股文章,在入仕前专门苦练八股文写作,由此而产生的八股文作品,真可谓汗牛充栋,无法胜数,为其他文化形式的作品望尘莫及。这是临川地区在封建社会里文化领域的基本面貌。仅就这点而言,研究临川文化如果缺位了八股文化,不说是舍本逐末,也可说是失之偏颇。

      八股文章的功利性是它在当时的社会属性,时至今日固然应该并早已实际摒弃,但从其自身的艺术性来说,它同样是经受了历史磨洗而完善的一种文学样式,而且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八股文有别于诗赋、策论,更不同于小说、戏曲,姑且称为论体散文,却也不等同于一般散文。由于它既定的功令程式“为法较严”,写作者必须对文题出处的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理解其中的孔孟思想并加以发挥,然后在有限的文字篇幅内,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将文章写得有声有色、义理服人。因而在长期实践的发展中,八股文体形成了“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的自身特点。田启霖先生认为“是一种融合了各种古代文学之长的具有独特体制的文学,艺术性是无与伦比的。”张中行先生也誉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八股文作为封建社会人才必修的写作文体,它的艺术营养对于其他文学艺术才华的孕育和促成,必然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作用。事实上在临川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中,如王安石、曾巩、陆象山、汤显祖等人,都是先成为写作经义文或八股文的高手,然后才各有不同的文化建树。而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张江等人,不论入仕与否,终身致力于八股文的写作,更是把它看作一项文学艺术的事业来追求。近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概念,漠视八股文体的存在,唯比附西方国家有的文学艺术形式,而推崇我国封建时代被视为文人末路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戏剧等,这恰恰颠倒了本国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在历史地位上的主次关系。八股文体是中国文学的正统文体,而且是外国文学中绝对没有的文体,这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更应该值得国人研究。此外,八股文化与科举考试、历史名人、民风民俗、学校教育、文学艺术、图书出版等等,以及与地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临川八股文所倡导的“代圣贤立言”,强调立论的思想性和道德性原则;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强调学习考试的实用性原则等精华,对今日的大学入学考试和公务员录用考试仍然不乏其现实意义。

      临川八股文化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文化宝藏。目前我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工作,远未触及临川八股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为此我们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来,让临川文化的另一种辉煌重新展现人间,照耀桑梓,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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