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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原创: 南北流(四)



南北流(四)
汤锦煌

一朝学就北国春城完成艰苦学业 
第二十章 
二话没说吉林船厂缘定金融终身 

早先,在我朴素的记忆里, 对长春这个城市知道得实在太少了 。 道理很简单,还是我们自己那可怜的阅历。那时的我,就知道吉林省有个吉林市和四平市,其它的一概不知。其实,吉林省最大的城市还数长春市,因为在54年以前它还不是省会城市,所以知之甚少 。说它大 ,因为伪满洲国在此建都 , 老百姓知道的名字叫“新京”。长春,是解放以后新起的名字。长春市不仅边框四至大,城市设施的现代化,在建国初期也是一流的。宽六十米、长十多公里的斯大林大街 ; 街两侧除了标准华丽的照明灯柱和灯具而外 , 没有其它架线的杆柱,所有电力、通讯线路,均埋设在道两侧的地下管道中。路两侧繁茂的白扬,一顺水地排向天边。整个城市因为是新建,道路经纬分明,四通八达,很是顺畅。以斯大林大街为例,它的路面建筑费用,当时以二元钱人民币的面积来罩铺,这与我们当时镇江的大西路、扬州的广陵路,两侧店家可以隔路对聊相比;长春两侧楼下的人们,如果扯开嗓子喊,也未必能知其所以然。当然,这都是历史。 
长春市在当时有几处 很打人的地方 。一个 东北电影制片厂( 后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地处长春市西南方向的红旗街。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去参观过;到不是没有机会,实在是我这个人不愿凑这个热闹 。 第二是当时正在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 。 三是伪皇宫 ,在长春学习期间真想去看一看 ,但当时不开放 , 所以没有去上 ; 直到参加工作以后 ,才陆续参观过三次 。四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即我们现在的学校——长春银行学校。这是一个菱形四层建筑(地下还有三层),当时主体已经完工,只有西南侧的那个菱角没有修建 ,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 才由当时的省农业银行将其建成。乍一看这座楼 ,楼层不高 ,占地不算大 ,外表也不华丽 ,远远看去,土黄的主体,黑灰色的窗棂,暗黄色的大门,真是太一般了 。那么 ,这座花了三千万银洋的花岗岩大厦 , 到底有何奇特之处?这座楼在伪满洲国建国后,由外国人设计并建造的。整座楼均由钢筋水泥建成,没有一砖一瓦,大楼外墙是用进口意大利花岗岩大块石砌成 。大楼正门三个 ,东门 、北门各一个 ,均用铜合金浇铸,每个门两扇约三十吨重,每扇门以四个大方块,方块中央镂刻成凸面花纹,看上去比较古朴大方。窗户均是青铜合金造成,黑漆镀面,既结实又庄重。大楼正面是一排两个人也搂抱不过来的罗马柱(花岗岩),个整个大楼混然一体,并稍显一些西洋之气。楼内根据需要有六部电梯。大楼地下三层处,设有中央金库一座;为客户租用并用以储存贵重物品的保险库一座,其圆形库门达60吨重。中央金库三个大库门 , 也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 。 这个库门每天开启,都是事先设定的,早一分晚一分均不能开动。至于远程监控、两个以上专门人开库自不在话下。地下室设一专门自备大型发电机房,如外部停电,啟动自备电站,楼内可以运行正常。楼内最底层开挖了十二口深水井,可以保证外部停水时楼内启用十二口电井,生活、取暖用水一切正常。整个大楼在施工中建筑物内没有用过一根木材。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介绍这座楼呢?因为,这座楼以后又成了我们的学校—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银行学校,并在那里生活、学习了整整两年。这座大楼目前仍在长春市中心地带 的人民广场西北侧。 
当时,各班级教室都在三楼,二楼是是教研室,一楼进东门往右里间是健身房,外间是合班教室。四楼是餐厅兼学生周末舞会的舞厅。大楼东门过斯大林大街,就是我们的操场。因为楼内没有大会议室,学校开大会,都租用电影院或工人俱乐部。 
到了学校就分了班:三个信贷班,一个银行会计班。我被分在银行会计班、会307班 。学习开始阶段 ,首先学的是基础课程,诸如语文、化学、几何、三角、代数等;其中除语文外,其它科目的教材,均是译用苏联中专课程的同类教材。后期学习主科,计有:政治经济学 、 银行会计技术与核算 ,信贷短期计划与分析 、财政学、统计与分析等。在学习中,废除了原来的百分制,改用苏联的五级分制,并规定:毕业考试改成专家和老师组成的三人组合,会计专业的毕业考试只有两门,即政治经济学和银行会计技术与核算。进行抽卡面试,凡有一门不合格者,将不能毕业。形势是严峻的 ,但我们有信心顺利通过学习 ,毕业后报答祖国与家 。所以, 在学习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做到了课堂上认真听,手下仔细记 ;不懂就问,真正做到 :学如逆水行舟,奋力前行。在首先结束的基础课中,除三角、物理得三分而外,其余自鸣得意 均是五分(语文四分)。毕业考试 ,政治经济学五分,银行会计技术与核算四分,顺利毕业。毕业操行评定为甲等。 
其实,据我所知,全校苏州来的四个班,可能只有我们班的李玛利同学没有能够同期毕业( 学校以后按肆业也建议分配了工作 ) 。加上信贷班有一名姓王的男同学,在毕业前的一次期末考试中,因为扬芬荣老师主讲的信贷课没有及格,因精神压力过大,在学生宿舍便所上吊自尽 。 除此而外 , 在高中阶段将近 200 名苏州来的同学,以后都高兴地完成学业,奔向祖国各地的工作岗位。 
来到长春以后,在不间断的1095天里,不管寒假、暑期,我们这些同学绝大部分始终没有回过家。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都深深地埋入书本上、沉思中,把这种沉重、年轻、永衡的记忆,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田。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付不起往返约五十元左右的火车票款。在寒暑假期间,学校学生会都会组织几次郊游和参观活动,一般我都不去,在学校或宿舍看看书,到操场和几个爱好相同的同学踢踢足球、打打兰球什么的,过得也挺有意思的。 
到长春以后,在生活上最大的难题是吃饭。吃惯了大米白面的南方人,到东北马上改吃高梁米、玉米面,喉咙好像细了许多,硬是咽不下去。说起吃饭,还想起了我们刚到长春在学校吃第一顿饭闹出的笑话。那天,下火车后,把行李放到宿舍,大家洗了把脸就都来到了学校四楼的大餐厅。餐厅内放置了六十多张长方形餐桌,围绕餐桌又用带架的六个大园木桶,分别装着热气腾腾的高梁米饭和杂和面(玉米面和黄豆面)窝窝头。每个桌上放着一盆土豆炖茄子。同学都知道高梁米饭不怎么好吃,但窝窝头口感如何谁也说不清,到是大家都吃过烀玉米,味道不错,想必用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也不会差到那里去,加上它那金燦燦、热气暄腾的诱人色彩,我们的同学都奔向装窝头的大木桶 , 每人少则装两个 , 多则一碗装四个,高高兴兴地站在桌前(学生餐厅没有坐的板橙)吃了起来。这一景象还着实让学校的食堂管理员内心产生了疑惑;谁说南方人不爱吃窝窝头?可是大家吃完了第一口就都后悔了,它的味道、粗糙的口感,实在难以下咽。但是第一次进校吃饭,也不能太丢份,一般只吃完一个窝头就不再吃了,女同学一个都吃不完,只好求男同学帮忙。于是同学们又呼呼啦啦地把剩下的窝窝头倒回木桶之内,形成了“金餐”回库的场面。同学们又小心翼翼地奔向高梁米饭木桶,试探性地盛了少许,回桌吃了以后感觉亦很索然。校方知道这一情况后,他们也很着急。后来,根据吉林省粮食供应政策,凡南方(黄河以南)来东北工作和学习人员,细粮供应标准三年内高于当地居民 。 这里说的细粮 , 指的主要是白面,而大米少得实在可怜。以后细粮稍微多了一些,但仍以粗粮为主。这样一来,每逢吃粗粮大木桶内的高梁饭、窝窝头保证大量结余;每到吃白面馒头和花捲,基本不会有剩余的。那时的我,吃四两一个的大馒头 ,没有四个下肚绝不下餐桌。每个周六,是改善生活的固定的日子。这一天晚上吃东北大米饭,另有好几个荤菜下饭。东北大米饭真好吃,细长的米粒,香香的味道,爽滑的口感,真像咱们老家的晚稻( 粳米 )碾成的米 ,那么好吃 。由于吃高梁米吃多了 , 不知什么原因同学得盲肠炎的多了起来,好几个同学都因此在长春市医院住院,受了破肚割肠之苦。此间,我也犯上了这种病,但发现较早,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靠吃药打针,硬是把炎症顶了回去,免受手术刀伤切肤之苦。 
到长春分班以后,原来在扬州财校初中乙班的52名同学中,分过来的只有21名,下余的大多数都是原甲班和丙班的;这其中还有几个后来补招的丁班同学和上海银校分来的五名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家境都比较贫寒 ,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基本农民出身 , 惟其如此,所以年龄都比较大,如果不上学守在农村,早该谈婚论嫁了。再加上五六年时间学习生活长期厮磨在一起,彼此间都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异性的敏感,向往以至追求,也是人之常情。但学校有严令明示:在校学习期间,同学间不准谈恋爱。在这条红杠面前,谁还敢越雷池一步?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数同学,也只好想在心上,实践在梦中 ,随着毕业临近,还是有几对逐渐露出水面。“大官人”颜兆鸣夺马国彭所好,抢得“小豆子”谢淑英。颜兆鸣一米七五的个头,方脸大耳,白净富态的面容,而且又是班兰球队数一数二的中锋,学习又在中上游之列,这对小巧玲珑、乖巧好逑的谢淑英来说,当然不能放过。开始时大家并不知道,大概是1956年冬天,颜兆鸣在现在的儿童公园冻结的冰面上打趋溜滑时,不慎悬空起重重地摔了一个仰八叉,造成脑震荡去住院治疗,“小豆子”以后大方而又亲密的接触,才告诉大家真相。马国彭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个子不高,但有一付灵牙利齿,讲话具有很大的掀动性。他和“小豆子”谢淑英是表兄妹关系,但不知是姑表还是姨表。大家都盛传马国彭对“小豆子”的爱慕之心,但最终还是被“大官人”颜兆鸣所取代了。我们班第二对公开得最快的恋人是“黑皮”高润芝和“花姑娘”王鸿钧。当时的高润芝中等身材 ,黝黑的皮肤,身体长得匀称而又结实;最可贵的是别看他学习比较轻松,但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加上兰球场上又有几手,当然撼动了王鸿钧的芳心了。其实,叫王鸿钧为 “ 花姑娘 ”没有一点贬意 ,只是她头上过早地出现了不少齐根的白发,与她娇小的身材,白嫩的面庞,实在有稍许不相匹配之嫌,故人家私下给起了这个外号 ,仔细品来到也挺有意思的 。他俩的恋情发展快 、 公布也快,真有轰轰烈烈之感。王鸿钧同学在班上学习属中等,但因为人长的比较好看,又是班级和学校表演舞方面的人材,所以心仪她的男生不在少数,但斗胆敢向她申叙衷肠并获成功的,仅“黑皮”高润芝而已。不少事后叹息的人和高润芝之间的差距只有两个字:勇气。叹息有什么用?缺少勇气慢了半拍,你就是失败者。道理很简单 :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 、生活了五六个年头 ,彼此的秉性 、特长、缺点各自都了如指掌;你不会做称,你还不能在约知自己半斤八两以后,大胆地向心爱的对方表白自己吗?话又说回来了,大多在农村出生的孩子,封建意识比较浓,没有媒妁在先,那能自开尊口呀!我看,活该!我们班第三对显露的恋人是上海同学“帅歌”陆立竣和扬州姑娘“娇滴滴”冯士芜。陆立峻同学给人的感觉,什么时候都是很绅士的。看他的头,什么时候梳理得都非常得体,虽然看不出抹什么油,但总是顺顺的,滑滑的,与大背头别无二致。看他周整的五官 ,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 你要是稍微注意一下,总能闻到一缕幽幽的清香之气。你看他的穿着,什么时候都非常时尚;一件浅色调花格西服配上一件看上去又那么得体的西裤,既不显花哨,又那么合身;好像一个刚进入报影栅准备拍照的帅哥一样。他很爱吃糖,什么时候你都可能发现,他正在吃一种市场很少看到的精致糖果。他很喜欢足球,尤其喜爱当守门员,他高高的个头,穿一身专门看守大门的服装,用他腾空的侧扑、高高的双拳击打、稳稳的正中下怀,都给人以美的感觉。我常和他在一起玩足球。他吹得一手好口琴,在公开场合演奏,他是打头的吹主旋律,我和颜兆鸣当他的下手,吹吹辅律,打打贝司。 我们的陆立峻同学还会跳标准的交际舞。这就是陆立峻同学,我们的“帅哥”!而冯士芫同学,在班上实在是太老实了,长的又比较娇小,个头不高,瘦瘦的 , 长相倒也耐看 ;像林黛玉似的 ,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但她其实什么病也没有。他们俩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就连我们班号称“神探”的孙啟泰同学竟然一无所知。可见他俩活动的秘密程度,此种行为埋藏之深,与“特务”活动相比,几乎可以划等号。要不是毕业分配将近,再不“暴光”有可能拆散姻缘的话,大家也休想得知其殷殷深情。其他的还有童心怀和姜宝珠一对,陈国发与于鸿怀一对。看来,这两对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毕业分配时可能公开求得学校的同情而分在一起,并终成眷属。那些始终没有露面的“地下工作者”到底有多少、有没有,实在不得而知。不过那些以情动人、暂时确定恋人关系的人 ,他们分配的去向都不怎么好 ,不是边远就是落后地区 。其中最好的一对还数颜兆鸣 、 谢淑英,他们分到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但可惜的是,有些同学没有常劲 ,鲜艳的恋情终于夭折在新的环境之中。他们是“帅哥”陆立峻与“娇滴滴”冯士芫组合和颜兆鸣与“小豆子”谢淑英组合。其他人据我所知,一直情真意笃地厮守到现在。但,那些分手后组成新家庭的同学,自当是新情再续,新家始建、一派兴旺景象。说到我自己,论谈情说爱的功夫实在差得太远;有时产生那个贼心,可将要实践又没有那个贼胆,只能一事无成。在我看来,在学校的律条面前,我不愿走那个危险的钢丝而摔着。 
在长春三年学习期间,值得回忆的事当然很多,然而苏州那个“雅拉玛”兰球队的主力队员来到长春以后,他们的进步与卓越表现很值得多说几句。在说他们之前,长春银行学校老师兰球队,得先铺垫在先。学校老师兰球队非同一般,在长春市校工兰球队中属佼佼者,数次勇奔冠军。其中有伪满洲国手,号称坦克的徐浩然、神投手徐复 , 有双手运球过人能手冯芝曾 , 有拼命三郎校长杜开民,还有从天津市队调来的大个子中锋方老师等人。看他们的比赛实在是一种超值享受。每到比赛时兰球场四周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大楼临操场那一面的窗户上,也挤满看比赛的人头。老师队的特点是自然的配合,不怵的进取精神,除此而外如遇到强敌,还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校长杜开民打到关键时刻,连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漏在体外,也全然不知,不取得终场胜利决不善罢甘休。校长爱打兰球,他也积极支持兰球运动的开展。正因为此,长春银校的学生兰球校队 , 水平也不在同类学校之下 。 苏州来长的“雅拉玛”队原来的主力,在长春银校主力中,也都有了自己的位置 ,有了自己的业绩 。中锋之一的唐有民以其技术全面 、 中投突出,往往能屡屡中的得分,更能切入兰下出奇拿分。边锋王厚旺,以精练的运(分)球技术,给同伴创造得分的机会,他脑筋反映极快,往往一个舒服的传球到位,紧接着就是二分入网,对方对他没有一点办法。后卫顾明,自身弹跳力好,暴发力强,勾手抢兰扳球无人能比。而且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往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球,长传到对方兰下,由我方赶到的队员接球并轻易得分。徐瑞年 , 由于他身材矮小 ,在大个子如林的兰球场上 ,无论他多么叡智、聪慧,作用的发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像在“雅拉玛”,不像在班际比赛 ,他可自由地驰聘 ,尽情地发挥 。真可谓 :兰球是他,他即是兰球。在校队里还有济南班号称神鹿的李树善。其它还有“ 黄皮子 ”黄珍昌 ,“ 大坦克”董跃龙,还有大个子、大鼻子“ 梁中苏 ”( 忘其原名,只知姓梁 ,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苏联人),他们都是老大哥班的同学,也是校兰球队的中坚。有的人曾说搞体育的人“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一家之言。上面提到的这几位校兰球队员,他们的学习成绩在各个班级都是数得着的,有的甚至名列前矛。像唐有民、王厚旺、顾明、徐瑞年均是。据说,这些同学中有的人成了全国银行系统银鹰体协兰球队的成员 ,有的人后来还成为省 、地一级银行的领导。他们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兰球,兰球也成就了他们辉煌的一生。这是我们大家美好的回忆,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在长春银校学习期间,同学间实际上存在着友好的竞争,特别是那几个尖子学员,都铆足了劲进行着不懈的角逐。像我们班的魏巨凤、吴鸿芳、高润芝等同学,就是快乐竞争的一伙儿。在学习上我没有这个实力,所以也不想在这方面取得功名,所以学习成绩在全班也只能是中间偏上一点点。眼看要结束学习生活,我们班很多同学陆续加入了党团组织,像王正涛同学可能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条件好,贫下中农出身,又是孤儿,对党组织又是那么忠诚,所以能加入党组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我,从初中二年就提出入团的要求, 在扬州 、 苏州我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我到没有太多的想法,家庭出身不好,组织上继续考验就是了。到长春以后,我仍然苦苦追求不辍,高二时,经班团支部书记童心怀和组织委员江斌同学介绍,并经班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我共青团员,但在报校团委批准时又被封杀。我真不知道当时党的政策会左到连一个真心实意为国家献身的人都拒之门外,不知道为什么。团组织的这一决定等于告诉我:在学校期间解决组织的事,根本不可能了。我想:出身不好,不能由我选定;团组织暂时加入不了 , 以后可以再去争取 ,但入不了团为国家报效的机会总是有的吧?今后好好工作就是了。 
为了银行大楼的安全起见,在长春学习的第三个年头,我们学校搬迁到斯大林大街南大约一公里远的解放广场,原空军飞行员学校校舍继续上课,直到在那里学完所有的课程毕业。 
在苦苦煎熬中经过2190天的学习生活,终于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以后,在拿到那本红色封面的毕业证书以后,在即将分手的聚餐会以后,结束了。这一时刻既是兴奋,又是感伤;兴奋的是没完没了的学习生活终于走到了最后一天,而且是在不停的企盼中等到的这一天,感伤的是相处六年的莘莘学子,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真不比兄弟姐妹差多少,今日分手哪日再能相聚?不过细想起来,当初我们能相聚在扬州就是缘份;如果缘分不丢,我们这些哥儿们就一定能有再聚会的机会 。 全校毕业班师生和各班同学的毕业照分别拍完以后,每个同学各自的去向已经定夺,因为是全国分配,南起浙江的舟山,福建的南平,西到陕西的西安、汉中,北到齐齐哈尔,东到上海、江苏。我和金之干、王正涛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吉林省号称“船厂”的吉林市。 
在临分手以前一两天,同学们为了轻装回家,都把自己没用的书籍 、衣服、鞋帽,卖给了当地收破烂的。那几天,临斯大林大街我们学生宿舍门口,简直成了准马路市场 ,大家毫不吝惜地把那些自认为多余的东西 ,全都卖了出去;看那喧闹的市场,其实里边透着滋滋的喜悦的心情,旧的曾经给每个 人带来新的知识,未来获得新的一切 ,自当能给每个人增添新的、更大的喜悦。 
那年 , 学校说是用伙食结余款给我们买了往返的火车票 , 分在南方的同学,可能只给了单程车票。 
相聚是不经意的,谁也不会看重它,在新奇之后互相间建立起来的是那种情感的分量,是称约不准,尺量不够的。分别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谁也抗拒不了;今朝分手,这给各自感情上的一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且明白何时再相聚,是猴年?是马月?……列车开动了,到是两三天以后又可以回到故乡,又可以见到久别的亲人,心中的那分喜兴,无不溢于言表。 
再见了,长春;再见了,敬爱的老师;再见了,亲爱的同学! 

涉人世初尝无情政治斗争 
第二十一章 
大跃进目睹奇怪浮夸歪风 

润蘸着慈母深情和笃实的兄妹情谊以后,我含着深深的眷念之情,离开了看来那么近、实际上是那么久远的家乡。1957年9月4日上午,下火车以后我摸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吉林市人民银行支行人事科。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科长孙悦祥还鼓励了我几句,科员吴景田同志给我办的人事关系接转手续。吴同志告诉我,经组织安排已经分配到人民银行哈达湾办事处工作 , 那里是个工业区 , 条件不错。于是,我拿过人事关系介绍信和工资介绍信,花了一元钱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那个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的行李卷,奔向人民银行哈达湾区办事处报到去了。 
吉林市是一座以化工为主著名的化工城,有全国著名的三大化工厂:吉林化肥、染料、电石三大厂,都是五十年代初苏联援建项目。我们哈达湾纯粹是工业区,有国营吉林铁合金厂、电极厂、造纸厂、麻袋厂、水泥厂、石棉瓦厂、九站糖厂、化纤厂、飞机大修厂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空气的污浊、噪声的污染,几乎时时处处都是超标的。比如冬天,你如果要到外边走一遭回来,捅一下鼻腔,里边准是黑糊糊的,脏得实在可以。但是因为刚参加工作,抬眼望去处处都是高矗入云的大烟囱,有时还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自豪。当然,作为重化工业城市的吉林市,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像美丽富饶的松花湖景区,龙潭山公园的古辽遗迹,北山公园古庙建筑群,冬日吉林市江边的雾淞奇观等等。如今的吉林市,更是:夏有避暑的诸多去处 , 让你留连忘返 ; 冬天除有北国冰雪奇观而外,更有滑雪、滑冰的众多场所,每年都能吸引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驻足吉林市,高兴满足之余,只恨相知太晚。另外,吉林市也有东北新老“三件宝”(新三件宝:人参、貂皮、鹿茸角;老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冬天垫鞋用的专用草),而且产量之高、品质之好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这个办事处,下辖两个分理处:九站分理处,大企业有糖厂、化纤厂、造纸厂;孤店子分理处,专门为解放军空军大修厂服务。这两个分理处距离办事处都在十公里上下;本来办事处就处在吉林市的街边子,两个分理处地处吉林市的远郊。金之干同学就分在那个偏辟的、地处远郊的孤店子分理处。但他们的工作居住条件较好,无非是生活比较单调枯燥一些。王正涛同学分配到市支行营业部(后改成南京路办事处),那是吉林市中心地带,他所在单位又是一个大的银行,市内大的站、司、店,均在他们办事处开户。 
来到办事处,经人事股长李珍珠同志接待,人事干事孙焕文同志引荐 , 我被分到会计股任记帐员工作 , 具体在谢文学同志帮助下, 搞银行“托收承付”。 我们会计股当时算上我才十一个人 。股长陈素芬年已四十有余仍未论嫁 , 家在长春市 , 平时住独身宿舍;人挺随和的,但业务上要求挺严,如在工作上因为马虎出现了差帐事故,当事人可得小心点,因为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次言之有理、切中要害的批评。听别人说,他所以至今未婚,是因解放前与一国民党军官相好,后该人随溃军退到台湾,这段苦苦的恋情使她在干等苦熬中消耗了二十多年的青春。副股长刘家公,年已三十有余,此人中等以上身材,既不胖亦不瘦,五官端正,齿白唇红,在我办事处可算是头号美男子。此人精通会计业务,但胆子比较小,稍微大一点的事都得其他领导首肯后,他才能执行。复核员张绍培 、河北乐亭人,年龄在45岁左右 。此人是旧社会的职员过渡而来,胆小怕事,而且又有些世故之气 。他的口头禅是“ 0.5% ”。那是在建国初期搞的“打老虎”运动时,大家让他交待问题,他说“……我要是有0.5%的问题,你们就把我下大狱!”以后,共产党也没少搞运动 ,每到关键时刻,他都原话照用,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他胆子太小了。在工作中,别人都有闲着的时候,他没有,你总会看到他不停地在拨拉算盘,领导来了,他就是没有事,也要装模作样地把算盘拨弄得山响 。 领导还以为他真忙呢 ? 其实屁事没有,完全是“装蒜”!其实,他业务上真不怎么样,一到顾客多的时候,待复核的会计凭证和帐页堆得老高,他还是不慌不忙地应付着,那个四平八稳的劲头,叫两个记帐员小马、小扬气的眼睛鼻子都挪了位 。 这么着 ,不仅内部记帐员有意见 ,人家企业财会人员等得也不耐烦了。第二复核员尹桂林同志,吉林楡树县人,三十出头的年纪,此人爱说、爱笑,平时没有正形,但心里对什么事都有主张;所谓温而不烂,在打情骂俏上多有表现,涉及到严肃场合的正式表态 ,从未乱过脚步 、出过差池 。所以 ,平时他得到的表扬少;当领导要对他批评时,他会顺坡下驴,主动承担责任,绝不会有任何闪失。有时,领导对其批评有误时,他从不会感情冲动地主动找领导弄个明白,总是等领导找他,告知其所以然,而他总是一笑说“没事、没事,我也有责任!”给领导一个好的印象。但工作上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工作毛糙。而搞会计工作,是不允许有这种毛病存在的。往往因为他工作把关不严,记帐员将张家的支票记到李家帐户,这叫“串户”,是银行的大忌。他在忙的时候,一马虎就产生了事故,虽然记帐员有责任,但把关的复核 员责任更大,要不设复核员干什么?往往双方受到批评和处罚时,两个记帐员对他的埋怨更多。记帐员扬桂芝,年纪嘛,三十刚出头,结婚了,但当时还没有孩子;眼睛是深度近视 ,记帐时戴着那副 800度的近视镜 , 眼睛还要到离帐页不到三寸的地方, 即使如此她还爱打乒乓球,往往因为视力不佳闹出好多笑话。大家爱看她打乒乓球,不是因为她打得好,她打球笑料多,可自己并不在意。此人人品不错,心眼也好,与之交往者众。 马香兰同志年龄与我相仿,大也大不了许多。此人虽是农村孩子,但娇骄之气仍很明显。平时睡得晚,起得也晚,有时为了赶时间,早上饭也不吃,洗个脸打扮一番就去上班。小马喜欢跳舞,在舞场内还挺挑人的,她看不上的人决不与之伴舞。平时食堂饭菜稍不对味口,她就会一推碗筷,到街里饭店去维持一顿 。 有时 ,他吃饺子馒头也要剥皮 ,因此有人说她浪费粮食,她毫不介意,大言不惭地说:“我愿意!”在外人眼里,乍一看她条件还真挺不错的,可一到真章,跟她谈对象的人并不多,何况右手又是个六指 。 谢文学同志, 上班时是我第一任工作上的老师。此人四十五岁上下,平时很少言语;因为是农村干部出身,专业理念基本上没有,只知道怎么干工作,但不知为什么这么干。我来了以后没有多久,他就调到秘书股当副股长, 主管吃、喝、拉、撒,睡那一摊去了。日记帐记帐员(银行会计综合)贾森林同志,年方二十五六,至今没有婚配。在银行会计部门,会计综合那是除股长以外的第一把手,有的人水平该在股长之上。此人爱喝酒,爱睡懒觉,平时不修边幅,搞得蓬头垢面的,夏天上班有双布鞋也不好好穿着,双脚踹着后跟,当拖鞋穿着上班,像一个现代济公,一副邋遢相 。他本人呢对此并不介意,我行我素,自然天成。他有个不好的毛病,一喝酒就话多,而且什么样的话都敢说,借酒劲发起牢骚来,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共产党员,并说农村粮食不够吃。因为他本人就是吉林省盘石县屯里的人,他了解农村。由于他傲字当头,在工作上简直是太上皇,晚上复核员拿着帐卡(总帐)与他对帐时,如遇双方数字不一 ,他马上脸一沉 ,说 :“ 怎么,又岔皮啦?回去找吧!”到点后,他一拍屁股走了,擦屁股的事还是留给副股长刘家公和复核员张绍培,直到找出错误所在。其实,这类事老贾只要伸伸手,也就是举手之劳,可他偏要拿这个把。事后,刘股长也常为此教训张绍培:“你们自己要长点儿志气,也要长点儿记性 ,不要像老母猪似的 ,记吃不记打 !” 联行员焦淑芬,46岁上下 ,吉林市人 ,我们股的老大姐 ,工作态度 、为人处事都不错,惟一的特点是爱在领导面前传个话,打个“小报告”什么的。这期间,她也是灶王爷上天— —照直崩,不加油添醋。既然如此,何不把意见直接告诉当事人,岂不两全其美?联行员矫崇祥,当年26岁左右,也是我们会计股的老小子了,没有结婚。他是山东人,在独身宿舍居住。此人中等身材,体态较瘦,给人一种精明干练的感觉 。 加上他本人会包装自己 ,经一翻修饰再看他 ,小伙子真倍棒、精神!特别是周六,打扮以后总能在附近厂矿俱乐部跳场舞,看看有无猎物可获。但天不遂人愿,在他离开哈达湾办事处以前,婚姻大事始终未获解决。作为我们会计股唯一一个年轻的中共党员,也实在是一件憾事。 
我们办事处的主任是党外人士徐鸰同志,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李文台同志。大约在1957年末或者是1958年初,徐鸰、李文台同志调走,由张崇安同志任主任并兼党支部书记,顾凌苍同志任副主任。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个办事处进入一个新的轰轰烈烈的时期,这使大多数人很不适应,甚至疑惑、迷茫。 
我们离开学校没多久,中国的反右斗争就从北京向全国发展开来。我们的长春银校,也从大鸣、大放、大辨论逐步向纵深发展。有不少在校同学,特别是家住农村的同学,根据眼巴前所看到的,就在大鸣、大放阶段,虎了八叽的说什么:“党的粮食统筹统销政策有问题,粮食不够吃!”等等。最后,这些同学在档案内给记上“有右派言论 ”,当时在学校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批判。还好,根据党 政策,不抓中学生右派;要是大学那就坏菜了。 
我参加工作那咱,办事处大鸣、大放已经结束,正在进行专题辩论,意在提高大家的认识,最终辨明是非,抓住咱们办事处内部的右派份子。我因为是刚从学校分下,原来又是学生会干部,虽然家庭出身高了一些,但单位还比较信任我,让我作会议记录。后来我们股的矫崇祥同志提醒我:这样的会你也不能当“听”长呀,关键时刻也得亮亮观点 、表表态 !我心想 : 没有针对性地泛泛表个态,那也容易。在此后的场合中,我真没少白呼,大家反映还挺爱听的!没多久 ,大约是1958年4 月份,大辨论结束。一日矫崇祥同志找我争询意见,他问我: 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咱们身边谁的右派言论多 ,而且又是顽固不化的 ?我一看情况不妙 , 根据全国的形势,是不是我们办事处也要抓右派?他见我脸有难色 ,于是又说:反右斗争是共产党与阶级敌人进行的一场生死较量 ,要擦亮眼睛, 坚定立场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 我看此事干系重大 , 于是立马表态,我 初来乍到,让我好好想一想 ,一定告诉你 !没有几天 ,我被抽到办事处人事办公室,在业余帮助他们汇总各个部门上报来的讨论记录,从中分人归类地找出哪些人都有哪些右派言论和在大辨论中的具体表现。后来,我根据汇总情况一看,我们股的贾森林同志以抵毁共产党 粮食市场购销政策;另外,储蓄股许世英同志以共产党的干部独断专横为内容 ,几乎占办事处 80% 以上 。当时我心想:这两个人要坏菜!果不其然,不数日以张崇安为首的党支部内部透出,全行职工立即批判以贾森林、许世英为首的右派分子,不批倒、批臭,决不收兵。 其他边缘人物要看他们在这场斗争的表现 , 但必须震撼他们的心灵 ,使他们承认错误 , 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在大会批判前,党团员都召开专门会议 ,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批判斗争,做大家的表率 。我列席参加团支部大会,因为我是团积极分子。 
全行批判大会,利用周三半天学习时间集中开了两次,九站和孤店子分理处的同志除安全保卫人员而外,都出席了,将近一百多人。两次大会,就初步结束了我们办事处反右斗争的战役,以后又召开了几次小型批判会,两个右派就彻底投降了。这与他们开始时的不买帐、不认帐,我是贫下中农子女,我不反党,到在与会者激昂的口号声和有理有节的慷慨陈词 , 在巨大的政治斗争压力下 , 一向傲慢自以为是的他俩,今天终于低下了头,成了被打败的蔫头鸡。但是,从大多数脸呈愕然神色中的同志们的脸色看,似乎还接受了不了这个事实,为何昨日的同志今天怎么马上又成了敌人呢?我们股的张绍培同志,本来从内心对贾森林是最反感的一位,因为老贾的确看不起他,也没少给老张下绊子,找麻烦。可是,在最后给老贾的右派定性会后 , 他像忘掉了与老贾的恩恩怨怨 , 自言自语,又似对天叹息:为人之道不能过,过了头就好比出了头的椽子——先烂;思想改造啊,一天也不能放松!真怪了,他这是在说给谁听?这以后是组织上报材料,没多久这两个人就离开了办事处,到长白山区修公路去了。在这次反右斗争中,组织上对我的评定是一般。这使我想起我们股中共党员矫崇祥同志,在反右斗争前找我谈话让我表态 ,是不是因为我不坚决 、果敢所致 ? 这就不得而知了。 
反右这个伟大政治斗争的胜利 ,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在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其形势发展之快、势头之猛,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吉林市、我们单位当然不能例外。从1958年夏天起,一直到1958年年底,我们也做着常人没有做过的事。最少,我们也是参与者,其中之苦,个中之乐,怎能忘怀! 
整个1958年,从春至秋没有下过一次透雨,整个土地旱的七裂八瓣的,当年的庄稼就像脱了娘胎就断了奶水的苦孩子,奇矮、精瘦不成样子。这年夏天,区委就号召全区人民组织起来,支援农村抗旱。我们哈达湾人民银行办事处全体同志,也利用周三上午学习时间和周日,到离我们单位最近的沙河子公社七家子大队去帮忙。当时还没有打深井这一说,大家用水桶挑(抬),面盆端,搞人海战术,从最近处的河沟沟内、泡子里往外取水,抗旱救急。由于天太旱,又不能连续浇,所以效果不好。结果,当年收成很差,苞米像线坠那么大,高梁还没有狗尾巴粗,可苦了农民了。区委从长远考虑,决定修一条人工渠道,把松花江水引上来,进行自流灌溉。主意应该说挺不错,事后也没有找行家论证一下,搞一个科学的方案以后再施工。脑袋一热说干就干,来一个就地取材,计划用黄土搞一个进水处高、水流所到之处逐步降低的黄土渠道。这年秋天成百上千的人,就在七家子大队那片土地上,由东向西大干上了。这次与抗旱不一样,各单位有自己的任务段,要求一但有人上段中间不能间竭。根据这个情况,我们银行办事处,组织了一个劳动力最棒的突击队,人数在10人左右,坚持不断的干。到周三上午和星期天,全行干部除了不能劳动者外,都到场参战。看那场面,整个工地到处红旗猎猎,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社会主义好》和《社员都是向阳花》那些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和会战指挥部播发的各个单位的挑战书、决心书,报捷、通报,场面十分喜兴火爆。整个工地没有机械化施工器械,一色的是肩担人抬,往大堤上不断垒士。男壮劳力,一般都是肩挑土兰上堤,女劳力是两人抬土兰上堤。有叫劲者,男女搭配抬大筐上堤,每筐的分量都在三百斤以上,说这是巾帼不让须眉。更有好事的男同胞,找来最粗的扁担,要一人肩挑两筐土上堤,以显男人威风。还真有人趔趔巴巴地硬是将两大筐约五百斤的黄土挑到大堤顶上。我也不服,想试一下;人家为了照顾我只装了两平筐。我拿出吃奶的劲,哈下腰,运足气,一起身还真的站起来了,可是还没等我迈步,扁担“叭”的一声断成两截。事后还真有些害怕,要是扁担不断真的拱到堤顶,不留内伤也是一个残疾。年轻人不自量力,这就是实例。其实,为了显摆,真不该好这个劲。十多天以后,工程胜利完工,区政府向市里报了捷,这条消息还赫然登在《吉林市日报》上。 
后来,这个工程报了废,原因是根本不能用。头一两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没有用上这个渠道;后来天旱用它时,抽水机引上来的水还不够它本身漏的呢!以后这个大队又雇用铲车,把这个大堤推平了。 
这就是当地政府某些领导人头脑发热,在大跃进那个形势下,办的一件蠢事。 
为了超英赶美,钢铁年产量达到1080万吨,在大跃进那股东风吹拂下,又搞了一次全民大炼钢运动。你说怪不,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哈达湾人民银行办事处 , 还成了吉林市暂时的舆论中心 。 那时,全国正风起云涌地大搞炼铁炼钢,每天从中央到地方,报纸、电台头版头条的消息 , 都离不开这方面的内容 。 吉林市也不能例外,不仅舆论上要跟,行动上也要见到实效。可是说老实话,工业企业要搞这个东西还算可以,你要让机关学校、街道等各方面也搞这个东西 , 实在有些强人所难 , 所以大炼钢铁的实际行动并不突出。针对这个情况,市委可能要通过抓反面典型,来振聋发聩一下那些思想暂时为难保守的同志,在棒喝下有所觉醒。但万没想到,若大的一个吉林市,当时七十万人口,无计其数的衙门头和单位,没曾想那个反面典型,竞抓到我们哈达湾人民银行办事处头上。那是1958 年9 月份,市委通过公开发布对党员处分公告的办法,把我们办事处支部书记张崇安同志,推到风尖浪头,说他对大办钢铁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到位,所以决心不大,别人起早贪黑地拼命干,为的是让 “ 钢帅” 早升帐 ,而张崇安同志仍按部就班,中心工作没有起色云云,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按照现在的思维,根据当时的情况,大炼钢铁没错,因为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 , 逼得我们用发动群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 可是全民大搞钢铁,这是那跟那呀?令现代人大惑不解! 
可是上面点名批评你 , 你就得奋起直追 , 马上就要搞出一些“名堂”来。就在报纸发布消息的当天,张崇安同志带着因为火急嘴上起的水泡,马上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在共同学习了那份公告以后,立刻组织人员立马到先进单位学习炼铁技术,同时又立即弄进铁矿石、焦炭等原材料,并号召大家把家里破旧的生铁锅拿到银行里来,好做出铁的“引子”。这下可热闹了,营业室里成了砸碾矿石的场所,叮叮铛铛、骨隆隆震耳欲聋的响。第三天,炼铁炉支上了,鼓风机接上了;引火、加料这就干上了,这个一向安静的国家机关,现在是浓浓的青烟、轰鸣的马达,简直成了一个小工厂了。上午十多点钟 ,帮忙师傅的即时指点 ,加大风门 、 加入生铁“引子”,没有多久在那个师傅的授意下,一炉铁水就要出炉了。真是谢天谢地 ,敲开底孔 ,还真的淌出来铁水 , 最后凝结成十多个铁球,名曰:海锦铁。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快,第二天的市报上,在显著的板块上,又发布了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从此以后我们办事处没有再炼第二炉,到是把我们那些棒劳力,都调到哈达湾煤炭商店的煤场,去大炼焦炭去了。没出五六天,那个煤场上千吨好块煤 ,都就地挖坑炼焦子了;什么焦子呀,也就是一把大火,把那些好煤烧光拉倒,那有什么焦炭呀!熊熊烈烈的大火以后,90%以上都是煤灰。煤场的老职工见到此情此景,无不落泪伤感!如果说反右派斗争给人们带来的是惊愕和不安,那么大跃进、大炼钢铁那些看似荒唐的事,在偃旗息鼓以后,给大多数善良人们带来的则是沉重的思考! 
几乎是同一时间,为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站脚助威的还有那全民写诗作画的“万人万稿”活动。一时间,“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铿锵 、豪迈的诗篇 、佳作 , 在全国各地展现出来。你是作家?我也是作家!你是权威 ? 我们人民才更是权威 。这么一来 ,竟出现了把歌颂的颂字写成诉讼的“讼”字,以至查根逆源 ,深挖阶级根源三尺 ,其实就是文化底子簿 ,错别字 ! 到头来 , 该专家干的事还得人家专家去干 。 人民可以在党的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全国解放,而科学、文化战线上的事,人民当然能做到,但得有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不是单凭愿望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些话,这些意见当时是没有人敢提、敢说的,因为其结果重则可能招致定为像右派分子那样的危险 ; 轻则 , 如果出身好,认识错误到位也要闹个右倾思想。 

九台人意外传佳音 
第二十二章 
金陵女无奈断情缘 


1958年那个时候,我虚岁24,按说参加工作还不到一整年,从我自己本意并不想马上谈婚论嫁,一则刚参加工作,事业无成搞不好要本末到置,被别人耻笑;再说当时股内年纪比我大没有结婚的人也并非只有我一人。其次,自己经济条件比较差,32元钱的工资除了给家寄个十元八元的,再扣去吃饭钱,所剩也实在不多了,还不具备结婚的经济条件。所以,我对结婚这件事并不着急;尽管家中老妈催我抓紧办,我也是一面应承着,一面又无限期地往后拖。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如别人而产生危机感。我是早上坚持练长跑(约 4000米),中午,当办事处兰球比赛的替补队员 , 平日积极工作 ,业余争取多读一些书 。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健康、正常、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也不管有没有人私下因对我有好感而关注我 。我就这么正常地生活、学习和工作着。 
1958年初秋的一天,这种平静的生活终被打破。那是在我们银行办事处组织全行同志去文庙(孔庙),参观吉林市大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发生的。那天参观的人实在太多,因为是学习日集中前往,人流摩肩接踵,前呼后拥,根本看不好。后来到了电力馆,情况大有改观;虽然人还是不少,但总能驻足观看一会儿。就在我聚精会神观看时,觉得有人在后边碰了我一下,因为人多我也没有在意,后来又连续碰了我几下;这才转过身来,发现眼前站着一位我并不熟悉小女孩 , 并且没有等我看清她的面目 , 往我手里塞过一张纸条,就又消失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我走出市文庙展览馆,打开纸条一看,只见上面恭正地写着:明天晚六点,我在松花江电影院门前等你。我一想邪了,虽然我没有看清这个小姑娘的面容长相,但我可以肯定,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人。出于好奇,也是出于礼貌,第二天我按时赴约。一接触才知,原来她是我们办事处松花江储蓄所的代办员(属银行储蓄部门的临时工)吕云芳同志,她主动要和我处朋友。于是,双方各自介绍了自己和家庭的情况。我这个人心眼实,如竹筒倒豆子般、毫无保留 向她作了介绍。她原是吉林九台县农村的孩子,可能也就是小学文化,一米五十还不到的个头,长的也不胖,穿了件青面布裤,小细花上衣,袖子已经短了将近二寸,看起来挺朴素的。特别是那双比较有神的眼睛 ,多了些许狡狤和疑惑。这令人有些不安。我想,处就处吧,看看在相处中能否有新的发现和进展 。 这年冬天 , 她用自己所得的奖金给我买了一顶黄兔毛帽子,这使我很感动;虽然我从1954年起到东北以后,一直没穿过棉裤 、棉衣 ,也没有戴过棉(皮)帽 ,因为自己身体好 ,穿套绒衣裤也就可以与东北的严冬相抗衡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是人家的心意 ,也挺难得的 。 在这以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 ,始终没领我到她们家去过一次;我提出要求,她也没有应允。我猜想,可能咱俩相处,他们家里并不知情?完全是她个人的感情行为?或者是等她向家里“摊牌”以后,看家里的态度再答复我。没多久,情况有了变化。一天上午,他们储蓄所主任给我来电话,说是吕云芳同志病了, 让我抽空到她家看一看。于是我在中午休息时到吉林染料厂家属宿舍去看望了她。一见面,看她的眼神呆滞、发直,好像看到是我以后,冲着我一顿傻笑。我心里格登一下:这就蹊跷了,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得这个病呢?去以前,我就简单知道她的病情的传闻,不少老同志说,这是精神病的前兆,必须抓紧找老中医看。按照他们的指点,我把她带到船营区临江中医院,经点名的中医师诊治,确认为“羊角风”,多为精神受刺激、又遇经血不调所至。大夫说,病情发现早,吃下三副药,基本就无大碍。果不其然,三副中药下肚,病症已经消除;后来又在家调养十多日,身体已经痊愈,所以她也就上班了。我估计,她这次得这种病,可能与他们这个家有关。她家里有个五十六、七岁的母亲,哥哥、嫂嫂,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吕秀芳 。 老太太与她的小妹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可能出在她哥哥吕凤春和嫂嫂黄淑云身上。她哥吕凤春,三十多岁,吉林染料厂某车间的车间主任,中共党员,全国劳模。她嫂黄淑云,中共党员,某粮食供应店主任。问题明摆着,吕云芳开始基本上不考虑我的家庭出身;而她哥嫂,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这个人的人品。因为她哥哥是一个国营大厂的车间主任,年轻的他今后的前程不可限量。如果让我们俩成功的话,今后就可因为我,成为她哥哥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 小老百姓考虑 了许多问题,而像吕凤春他们这样的人,如猎犬般灵敏的政治嗅觉,是不会干那样的蠢事的。 所以,小吕向其公布了我的身世以后, 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分析,她这次得病,根子源于此,绝不会错。 
人真怪 ,特别是无知的年轻人,尤其如此。开始的时候,我处于被动地位,脑袋内还没有生就谈情说爱的细胞,一旦吕云芳主动介入,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以至产生一时的被动与尴尬,想来实在叫人好笑。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情的天平,从逐渐平衡以至后来又产生新的不平衡,实在叫人难以理解。自从她得病好了以后,情况自不如前;你问她什么,她都缄默不言,保持着一种不死不活、谁也说不清楚的关系。其实,从那时起,我俩实际上的关系已经结束,只是谁也没有公开说出来罢了。大概是1960年八九月份,我们办事处的人事股长李珍珠同志找到我,既正式又像开玩笑的对我说:小汤,吕云芳干巴拉虾地瘦,像没有绽开的花儿,有啥恋情的,赶明儿我让他们给你介绍一个好的!看来,情况非同一般,如果没猜错,吕凤春同志的触角,已经伸到我们银行的后院了。事已至此,最终我等着吕云芳如何痛苦地出击了。果然没出三日,吕云芳同志的一封休书到来:真对不起,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吧!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对我说清楚事情的原委。明眼人都知道,说啥呀——还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家庭成份! 
1959年春季,我曾经将吕云芳与我关系的事告诉家乡的老母,并附她的小照一张,母亲自然高兴无比,家乡的亲人也为我加额相庆。1960年春,我回乡看望病危中的母亲,她老人家还没有忘记这件事,问我们什么时候办大事。我只好撒谎,违心地说:快了,到时我一定把喜糖寄回来 。听到这 ,母亲甜甜地笑了 。 可是没有多久,当我回到吉林以后,就在当年端午节那天,老妈告别了人世,再也吃不到我的喜糖了! 
从那以后,我们股和其他股的老同志,还真的给我介绍了几个女朋友。出于吕云芳这件事在精神上给我沉重的打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都接受了。但是结果,都惊人的一致:对于我本人的人品和工作,都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听到我的家庭出身,都像能立即能致人死命的恶魔一样,自都笃退了。可也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特别是男同志),可能遇到的麻烦就多一些。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是本人的出身,第二是在文革中如何“站队”,它所带来的麻烦就更加繁多,有的可以致人死命。人家好端端的一个人,何苦跟着你当“运动员”而遭罪一辈子呀!这是后话。从此往后,一直到1963年之末,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基本绝迹。说心里话,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并没有平静过。我就想,父一辈的事,如果说错,我并不该有份;如果说有,我既不想入党,也不想当官,当一个能延续后世的最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也没有吗?后来,当我想到这种想法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正常情绪时,我打住了。因为我也看到自己才二十七岁,忙什么呀,看看时间如何为我证明!这都是废话,哪有那么严重呀! 
1960年4月下旬 ,孟家场大妹他们来信 ,说母亲病重,望我和领导好好商量一下 , 告个假无论如何回来看望一下 。 不管怎么着吧 , 虽然当任领导并不十分同意 , 也经不住我死乞百赖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我成行。于是,在行政上借了 100 元差旅费,又在会计股的互助会里借了 100 元,就匆匆上路了。回到家,见到得食道癌因为不能吃饭 、喝水 ,以至骨瘦如柴的妈妈 ,心里的那个痛,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我们领导有话,除了在路上的时间,在家只能呆十天时间,多一天以旷职论 。因此 ,在家办完 母亲的后事准备,就又到南京众姐妹处又呆了三天。而这三天,由于我的空虚、执拗与无知,竟然铸成人生旅途上的终生憾事,想来十分愧疚。 
南京三姐妹 , 一直对我的生活问题比较关注 , 因此也没少花费心血和财力。从哪方面说,她们都把我当困难户对待;而且是时时、事事都这么认为,并付诸实际行动。回家这年我26岁,在她们看来已属老大不小的年龄。三姐听了我和吕云芳分手原因以及其他女同志惧怕我们家高不可攀的家庭成份,而退避三舍的情况时,她脸一沉,也不知针对谁骂道:日你妈的,真是狗眼看人低,成份高又不是自己选的——你是跟成份过日子,还是跟人过日子?真是的!三姐也是社会中人,这些个事,她比谁都清楚,于是话锋一转:锦煌,事情已经这个样子了,也不用着急,你如果同意,我帮你在南京找一个,你看怎么样?我当时被在吉林市所遇到的情况激怒了,其他今后可能遇到的后果也都不在考虑之例 , 于是诚恳地对三姐说:三姐,只要人品好,你就给我帮忙介绍一个吧!三姐有些生气了:又不是外人,说什么帮不帮的,不过我只管介绍,最后拿主意靠自己 ! 看起来 ,三姐是早有准备的 ,她先给我介绍了一个小女孩,后来由于女方父母不同意(考虑自己孩子年岁太小)而作罢。马上又给我介绍一位日用化工厂女工朱永鈺,因为年龄相仿,也比较谈得来,在见到她母亲之面并争得同意之后,这件婚姻也就定下来了。当时,她父亲已故去,有一个哥哥朱永忠,在南京市电业局工作,还有一个小妹当时正在上小学。她母亲认定这桩婚姻,也就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其时,离探亲假期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我跟她说,由于两地相距太远,加上经济上又不宽裕,可能今后要碰到很多困难,所以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看来,她当时也没有想那么远。我回到吉林市以后,立即把结婚登记办完了。这对于朱永钰来说,是第一大遗憾。可是对于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后来,没有多久朱永钰怀孕了。她为了顾全大局 ,带 着拖累的身子 ,来到镇江老家孟家场,散发了结婚的后补喜糖。我在东北,虽有心也回不去,经济上也很拮据。对于小朱来说,这是她的第二大遗憾。可是 ,不要忘了 ,这是国家最困难的1960年 ,个人哪有回天之力? 
大约在1960年12月,朱永钰早产(约提前两个月左右),经医院用育婴箱处置 , 才保住了这个男孩汤国华 。 虽有南京众姐妹帮忙,但我都不在场。出院以后,南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出嫁女子,孩子未满十月怀胎的,均不能在娘家居住,只好在宿舍区的公用水房搭了一个床临时住着。当时天气比较冷,在那个条件下住着实在难!这对朱永钰说来,不仅仅是个大遗憾,而且是一次不可饶恕的怨恨。年轻人一时冲动所带来苦涩的后果,那是很难往下咽的 ,而且,这仅仅还是开始。人的忍耐力竟还是有限的,当最起码的物资利益都难以满足,当最应该得到的依靠都难以得到时,精神上的承受力,几乎到了垮塌的边缘。大概是1961年初,我收到朱永钰的来信,望我务必到石头城来一趟。几乎是与此同时,南京的三姐妹也来信有同样的要求。万般无赖,我把相关的信件放在领导的面前,求其再恩准一次,以便再到南京去安排一下,为了求得问题的最终解决,我还争询单位一把手和人事部门,能否将我调到南京工作。那位新来的人事牛干事,像事先知道我要提这个问题,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北调南,难上难;想去南京,你不该做这个梦!为了缓和当时的气氛,他胸有成竹地问:回去问一下你爱人,调到吉林市来工作行不行 ?如果行,她可以不改行,到市第二化工厂上班,看中不 ? 人家的答复是诚恳的 ,仁至义尽的 。看来单位早有准备了。我看单位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从他们看是合情合理的。而我则不以为然,根本行不通。原因很简单:南北城市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除非是傻子,普通老百姓是不会做这个反常决定的。依我看,我做不了她北调的工作。此时,我冷静地考虑再三,觉得问题很棘手,我俩共同生活的前景并不光明! 
于是,我又回到南京,在与众姐妹交流情况后,马上见到了朱永钰。见到我她当然很高兴,此后便是她这八九个月来在生活上遇到种种艰难困苦,而引发的痛切陈诉,哭的震天动地的。我是徐庶进曹营,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你解释,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于是,等她哭够了,诉说完了,我才谈到我的难处和对解决问题的根本意见 。她一言拒绝 :到东北吉林市工作 , 你就死了这个心!接着又说:反正我也认了,你有困难我承认,可我们孤儿寡母的,困难不比你小,你就看着办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自知理短,只好拿好言相劝。我看她实在困难,便拿出在吉林借来的 100 元钱交给她,暂时打点一下。那个公用水房,也实在容不得我们在一起住。我抱过弱小的汤国华,内心百感交集;我木讷地看着他,心里总在说 : 不管什么情况 ,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事到如此,看样子朱永钰也原谅了我。我对她说,困难是暂时的,你不去吉林市,我也能理解,只要我们坚持最终能克服困难的信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听到这,她苦笑了一下,说:不要做报告了,克服困难— —克服困难也不能把人这张嘴给封上 ! 得 ,我又灭火了。 
此后,我又回老家走一趟,一是看一下已故老母的新坟,二来看看大姐,二姐和家乡的老兄弟。从镇江回到南京,就在我返回吉林市的前一天 ,发生了一件使我非常难堪的事 。那天下午 , 小朱说,你明天又要走了,因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们街道上没少照顾我 , 你走以前也该到人家居委会去一次 , 表一表我们的心意。我说,这太应该了,咱们马上就去。从小朱的临时住处到南京清凉山居委会,也不过一箭之地,她说,我在家照看小孩,你自己去吧,跟人家客气一些!到了街道居委会,面对半大不小的老太太们,我当然是千恩万谢地感激他们。可是没等我表达完谢意,那个主任就拉下脸,很不高兴地问:“姓汤的 ,不错呀,还回来看看,什么时候回去呀?”我说,明天下午。“不用回去了,你多咱把朱永钰的事安排好了,再考虑回去的事!”这个南京老太太真厉害,竟然下达了不客气的命令。这时,居委会内七嘴八舌帮腔的老太太也群起围了上来。“这些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不用各位操心了!”我仍耐着性子回答。“怎么安排的?”几乎是众口一词。“我的工作既调不过来,她也不愿调到吉林市 ,咱们暂时克服困难,今后总会解决问题的 。”我继续解答。“你说得容易,明天你拍屁股一走,这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找谁去呀!” 他们仍是穷追不舍。“那么,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我有些无耐。他们一看占了上风,于是又说 :“ 这个 ,你不要问我们 ,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我到胸有成竹、故意装傻,说:“我不知道,请你们告诉我 。”事情至此 ,这出戏的总编排 ,当然已经心知肚明了 。朱永钰的艰难处境,她不说我也了如指掌。这次来南京,我已向她诚恳地表达了深深的欠意 。我有什么办法呀 ? 一个月才 37.5 元工资的我,老妈多少得管一些,因为粮食不够吃,花高价每月也得买些粮票补贴一下。我做银行不假,但人民币是国家的,每天经手几万几十万元,但那是人家的钱,少一分也不行,你叫我怎么着?今天,朱永钰叫这帮老太太来收拾我,并要留下口实,我心里的气恼,简直无法形容。朱永钰不在场,只看到问题一面的老太太们,今天拉开架子要整我,无非想叫我在白纸上黑字里留下字迹,总结目的还是一个钱字,我想,今天是秀才遇见兵,有理无理也说不清,跟他们扯难以扯得清;哲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赶快摆脱这孤军无援的困境。这时,居委会主任又发话了:“我们也是气不公,你临走前必须给立个保证— —每月按时给朱永钰寄钱的保证 ! ” 我紧接着问:每月多少钱?“二十块”!多了一点吧,我每月的工资才37.5元啦!“好吧,每月15元,不能再少了!”我想,既然你朱永钰出此下策来整治我,那么上策是用我的谎言对付你!于是,我给居委会写了一个保证:保证每月给朱永钰寄生活费15元,并签字划押。拿到那张纸,众老太们乐了:唉,这还差不多,汤同志,不要忘了每月按时寄钱,她娘俩也实在不易!这帮子女中豪杰,还热情地把我送到门外。我心想,亲爱的老太太们,再见喽! 
回到她的住处,虽然我心里很生气,但也没有提及刚才发生的事 ; 她也没有问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 彼此想的都心照不宣罢了。天已晚了,我看了看熟睡中的毛头(汤国华的乳名),就与她告别。我说 :带好孩子 ,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我走了 ,与来时不同,除了对她的同情,还有因她的无知给我深深的伤痛而带来的惆帐和伤感,并有着未来不会有好结局的那种预感。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相识 、 相恋以致很快的结婚 , 都不是以人的感情积累而形成的,各自目的形成都存在很大的偏差。这样的婚姻如果不出偏差,那才叫怪! 
回到吉林市,我一连三四个月没有给她寄钱,这是在我离开南京前跟她沟通过的,因为我已经借了不少钱,也得还一还。她当时没有疑议。后来,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实在太差,经常不能及时、足额(按保证额)给她寄钱,引来她无数次来信责怪与非难,最后甚至给我们单位领导写信控告我。这到很好,领导本来对我的情况就十分知晓,从南京回来后我又介绍此次回家的境遇,领导在感叹之余也产生些许同情。所以,对她的来信根本未予以撘理。也许是幻想的破灭,更可能是因为干银行工作的竟然没有钱,于是在1962年上半年,一纸诉状将我告到吉林市哈达湾区人民法庭,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离婚。 
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因为哈达湾法庭的那些人,离我们办事处只有一路之隔,对我的情况很快就全面了解,对朱永钰在诉状中的侮蔑不实之词,均未予理睬,最后以“没有感情基础”为主要缘由,同意其离婚要求,其子汤国华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付孩子生活费人民币拾元。 
离婚后,朱永钰将孩子更名为朱琪余。 

2003. 8. 24

天灾人祸少粮棉吃穿成国家难题 
第二十三章 
望梅止渴多代食身体都有了隐疾 


我们国家大跃进以后,并没有想象中出现经济上的繁荣,到是连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毫无道理的逼债和刁难,中国人一下跌入困难的深渊。中国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势气上到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应该说这渐进式困难的到来,也影响着人们日常的心绪。因为人以食为天,粮食的严重短缺、棉布因短少而产生的维艰,无不时刻困惑着全国亿万人民。1959年那个时候,粮食紧缺已经露头,但其他副食如点心、糖果还可以买到,所以没有因为粮食产量少而感到极度不安。至于布票少我们都不怕,也就是少穿几件新衣服,多打几个旧补钉就是了。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糟 ,30 斤粮食定量 ,还要节约 2.5 斤 ,粮食品种中 90% 是玉米面,白面每人每月二斤 ,豆油每人每月三两 。 年纪二十五六岁的我 ,正是食量最大的时候,这点儿定量连塞牙缝都不够。这么着,每月都得花上高价,以每斤粮票两到三元的黑市价,每月买上四至五斤自我补贴。有时,家乡的姐妹也设法给我寄些全国粮票,以解燃眉之急。他们也挺困难的,实在是龙口夺食,真得感谢他们。到1960年下半年,情况更糟,你就是有钱到市面上也买不到糖果、点心了,因为全市实行全面的计划供应。其实,对于我们独身职工来说,所谓的计划供应,也就是流动粮票每月买四两白面掺土豆做成的饼干 。这四两饼干 ,也就是三口五口 ,眨眼之时 ,就进了自己的肚皮内。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还没品出味儿来,东西已经下肚了 。 后来 ,食堂大师傅学来先进经验 ,就是把苞米棒骨子给粉碎了,然后和玉米面掺合在一起,做窝窝头,蒸出来的发面窝窝头,一个有二碗那么大,中午吃两个虽然口感不好,但能填肚子,也算凑合。可是这东西不是正经粮食,不经饿,不到晚上开饭肚子就饿得不行。晚上更差,大师傅只好熬玉米面糊糊,一两粮票一碗,我也只能喝两碗 。 这两碗糊糊饭后两个小时 , 两趟便所就完全了结了它的功能 。以后 ,便是揪心扯肝地难受 ,实在是饿的呀 !怎么办呢?后来,我买来一瓶“高价”酱油,每当饿到实不可解时,就用它冲一碗酱油水喝,临时唬弄一下肚子。喝完了纳头便睡。这个办法头几天还可以,没出五天问题产生了,我一上班人家就问:小汤,这几天吃什么好东西,脸都吃胖了?我原来没有在意,现在用手一摸 ,可不怎的 ,再走到镜子跟前一照 ,脸发青 ,眼睛泡都肿了。晚上再一看双脚,也都像放了“面引子”的面一样,也肿发起来。这可吃惊不小,没想喝酱油水出了问题。第二天,到哈达湾街区卫生院进行诊察,大夫初步认定是肾脏有了毛病,但问题不大,并开了一张诊断书:休息一周,并可凭诊断书到粮食局批三斤平价黄豆以滋补养。没曾想因祸得“福”,可以不减粮食供应量,还可以获得宝贵的三斤黄豆;在那个时候这三斤黄豆简直成了宝贝,人见人爱,那种羡慕的目光,可以说到了垂涎欲滴的程度。我一天也没有休息,因为也没有什么不自在的感觉,照常上班不误。现在回想起来,从 1957年九月份上班,一直到1980年一月份,在二十三年时间内,我没有病休过一天;至于加班加点,我从未做过记录,但海了去了!既不计较,也不在乎。到是那珍贵的三斤黄豆,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能独吞,但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消化它呢 ? 最后决定 : 由独身宿舍内的几个哥儿们处置它。说办就办,于是借来一个大马勺( 带把的铁锅 ),在火墙头的那个炉子上,立刻炒了起来。当我们四个光棍小子,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黄豆,旁边女宿舍的同胞问:那来一股炒黄豆的香味?我们谁也没有直接回答,到是用一股爽朗的哈笑声,做了简接而有趣的回答,过后,那边隐隐约约地传来“这帮臭小子偷着炒黄豆吃 ”的埋怨声 ,意思是说 :你们不够意思,不该吃独食呀!其实,就是一个“吃”字。日常有空,大家十有八九谈吃的,闲暇无事想吃的,晚间做梦都是研究吃的事。少粮、无粮的困难,几乎成了街谈巷议、成了全民的心病。但是,说良心话,就这么着,老百姓也没有埋怨政府,原因很简单:缺粮不是政府的直接行为引起的 ,其后 ,党政的各级官员 , 也基本上与民同甘共苦,老百姓还说啥?到是不甘寂寞的各级领导,总想搞些名堂,在吃的问题上做些文章,以解基本民众之苦。其实,真正的高招不多 ,无非是搞搞代食 ,出个新花样胡弄肚子罢了 。 真正给职工增加新的副食供应的 ,实在很少,很少。 
到是1961年春节前和1961年初春,我们办事处两次组织人员到农村去打鱼和去山区撸柞树叶搞代食,那种记忆好像就是昨天,叫我难以忘怀 ;那些艰难的日子 ,任何人都不该忘掉 , 永远不会忘掉。 
大概是从南京清凉山朱永钰那里回来没几天,我并没有接手工作,领导就告诉我,办事处要成立一支冬季打鱼队,到农村去破冰打鱼,如果搞好了弄些鱼回来,春节前大家每人分几条鱼,也实在是一种美事。打鱼队由三人组成,其中就有我一个。当时我有些怀疑,这么冷的天,冰天雪地的;东北三九天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正是“鬼呲牙”的时候,这个鱼既撒不了网,又不能下河摸,难道像二十四孝上说的,人往冰上一卧,鱼就能破冰而出,领导好像看出我这个南方人的种种疑虑,于是说:到了地方听人家把式的,咱们出把力气好好干就是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永吉县桦皮厂乡洛起屯村,是我们办事处信贷股信贷员、我的同校同学赵春安同志老家;我们投奔的地方,是他老岳父腾老爷子的住处,这次打鱼他老人家具体指导,他是这方面的把式。我们都得听他的指派、调遣。领导说完这话,第二天上午由赵春安同志带路,就直达目的地。到了地方,赵春安同志说明来意,并稍作交代和安顿就又回银行里去了。因为 ,当时他工作太忙 ,分不开身 。这次下乡 ,住的是老乡的火炕,我到东北以后将近十年,这也是第一次。当日无话。第二天吃过早饭在滕老爷子带领下,全副武装地向白茫茫的大地出发。滕老爷子,六十岁上下,个头不高,身体也不算壮实,头戴一顶棉花四瓣压顶皮帽,耳罩黑狗皮耳包,身穿一件东北当地人才穿的一件压风皮袍,脚穿一双地道的东北乌拉鞋,腰系一条纯青宽边丝带,另外脸上还掛一副“护鼻”。活脱脱一个满族老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穿着打扮就不能跟他比了。像我,除了日常的行头,又多了单位借给我们每人一件的棉大衣 , 另外平时从未穿过的高腰大头鞋,也不敢怠慢地穿上双脚。他们说,东北的冬天冷啊,特别是三九时候的东北农村。我们肩扛工具,跟着老人出发了。这三样工具是:冰穿,用于穿冰,砸冰窟窿的;搅箩子,用于搅动冰窟窿中的水,并旋来鱼群,取鱼上岸的工具;竹片刀勾(又叫乃钩),是在一个长 3-4 米的竹片上, 错落有致地绑上十多个锋利的刀钩,冰窟窿打完以后,将其伸入冰下,立刻来回有致地四处扰动,如有鱼上钩一般都是大的,振动的竹片会使操纵者立马提上刀钩,获取冬捕之利。这天上午(其实已将近中午,农村冬天两顿饭,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我们出发时已经是上午十多点钟),我们开了一个比较大的水泡子 ( 类似南方的水塘,比水塘小得多 ), 老爷子示范以后,我就操过冰穿,上下飞快地凿了起来,不一会一个直径五十公分、冰深一米左右的冰洞就呈现在眼前,然后用搅箩捞出冰洞中所有碎冰块,就可以用刀钩活弄,于是捕鱼的希望开始了。当然是老爷子先示范,还真有运气 , 不出几分钟就钩上一条二两来沉的小鲫鱼。于是大家一阵欢呼。那条小鱼在冰面上只跳了几下,就冻挺在地上了 。 再往后换人搅动 ,也没有什么收获 。于是又开始搅箩大战。我们几个手握搅箩把轮番顺着一个方向,在水下使劲搅动,这么干了近四十分钟,水还是清清的,水面也没有下降。这时老爷子说话了:他妈拉巴子的,今儿是看走眼了!后来,老爷子一看已经晌午歪了,就顺路找了几个被别人搞过的坑,按套路搞了起来,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干 , 老天不负苦心人 ,在那些浅坑中 ,泥浆里,还真搅上不少小鲫鱼、泥鳅垢子一类的小鱼,掂量一下大概有二斤多沉 。我们高兴了 ,满足了 。这时 ,你再互相对视一下,眼眉、胡须上都是一层白霜。那双脚冻的像被老猫咬的那么疼。东北的严冬,我第一次领教了。这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离饭顿时间也不多了,此时老爷子发话了:爷儿们,咱们往回折是怎么的?大家齐声 :老爷子您说了算 ! 老爷子一指居住的村庄 :那咱们开拔!老爷子也看出来了,我们三位并不是能吃苦耐劳的胚子,加上这几年又吃不饱 , 也是没劲更使不上 。 但是女婿受命被安排到洛起屯来,他也不能推托不管,自己也这把年纪了,就随帮唱影维持几天吧!基于这种考虑,老人家又连续三天又领我们顶风冒雪、凿冰求鱼。吸取第一天的教训,我们都採比较小的泡子和死河叉作为工作点,通过竭人不竭家伙的办法,轮翻去作业,基本上不让老人家动手 ,干得还算可以 ,归拢归拢四天的成果 ,共有各种小鱼十多斤重。老爷子感叹地说:他妈拉巴子的,这些个鱼还不如往常一个窟窿出的鱼多呢?杂种×的,这些个游水(鱼)跑哪去了呢?他这话一出口,我们的头上就好像马上浇了一桶冰凉的水,凉透了。这不明摆着吗,老爷子要扯呼。这天下午回屯以后,除了按粮票量吃窝窝头,喝菜汤而外,人家还意外地每人偿四五片烀甜菜疙瘩;那个甜那个香,不亚于老百姓首次吃满汉全席上的海味珍饈。第二天,老爷子可能是偶感风寒,身子有些发紧、发沉,于是说:妈拉巴子的,大活人给蚂蚱踢蹬了,今天息工;你们都是管帐先生,那里是干这活计的料,这都是天逼的!在东北农村,本来冬天就不干活,何况是三九、四九天气;俗话说:三九、四九,打骂不走,凡能活动的东西, 都在家猫冬 ; 屋里屋外的温差能有四十多度— —室外零下三十度以上,室内零上十度以上。你推门往屋外一站,满眼冰雪、刺骨的寒风,除了烟囱冒出的白气,整个大地一片萧瑟。 
到了第五天,老爷子起来就挺精神,没唠正事前到是问我:汤同志,成家啦?我点了点头。也不知从何说起,他仰头感慨地说:你们街里人瞧不上我们屯里人,说我们土得直掉渣;可要我说娶媳妇还是屯里人实诚、能干,城里人好看,那是秧子,花哩胡哨的有啥用——中看不中用!我们看着老爷子直发愣,不知道他今天为啥说这些。后来,老爷子朴哧一声乐了:他妈拉巴子的,说走板了——银行同志们,收拾收拾上路!累了一天,还是很不理想,抖落筐中的小鱼一看,不足二十条。晚饭后滕老爷子又发话了:爷儿们,明天打点打点回吧;跟当官说一声,我们洛起屯今年不出鱼,实在对不住了!他看了看我们,一竖大姆哥:中,中啊,你们干活不在行,可你们不惜力,不管怎么着,大冷天你们出门在外,不易呀!…………… 
我们回来了 , 五天时间打回来不到二十斤鱼 。 但我们是坦然的,因为我们去了以后真的干了,而且在屯里我们并没有吃其中的一条鱼!后来,听说这十多斤鱼,办事处领导在年前都去慰问病号了。 
打鱼回行没有多久,大约是1961年三四月份,我们单位领导听说柞树叶子粉碎沉淀后的粉末纤维,如果掺到玉米面里烙饼子,那是相当不错的,听说既好吃又不坠肚子。有好事者还真弄来一批柞树叶子,现场加工制作,效果还真的不错。于是领导决定,由我带队领着五、六个人,去永吉县西阳乡大叉村去采摘柞树叶子。大叉村是会计股原记帐员谢文学的老家,当然打前站、引荐一类的事 ,仍由他负责 。等我们到了地方接完头 ,他再回原单位工作 。柞树学名栎,是落叶乔木,东北人栽种它,主要是春夏之际用它的叶子成片散养柞蚕,到秋后农民上山,从柞树枝上取回蚕茧,然后再缫丝供出口用。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初春,经过一冬天的风吹雪捎,柞树枝上的枯叶能有多少,心中实在没有数。不过人家让你去,你不去也不行。到了地方,老谢把我们分配到几个家庭,其中两个女同胞分在一家,那家只有老两口子,倒也清静、安全。屯里人听说我们是採摘柞树叶子搞代食 , 大多数人不以为然 ; 那玩意儿能搞代食,苦了巴几、涩了巴几的,怎么能张开嘴进肚啊!看来,他们还没有困难到吃代食的地步 。 这个屯子后边都是山 , 山上有的是柞树 ;山都不高 ,大多在100公尺以内。我们这个队伍由老弱残组成 ,两位弱不禁风的女同胞从未离开过家,到农村更是生平第一次。晚上一听后山刮起呜呜的旋风,直刮得后窗户哐噹三响,哪还敢睡呀 , 用被子捂住头在里边抹眼泪 。 这里边储蓄代办员刘淑兰是代表。男同胞魏占阳,是在抗美援朝时落下的残疾,腿被打伤了,现在走路一瘸一拐的 。 可人家身残志不残, 说到干活总是喜喜哈哈的,从不打怵。因为咱们去晚了,树枝上的树叶稀稀朗朗的,地上的树叶大部分又被搓烂了,而且银行领导指示必须摘树枝上仅存的 。所以一天下来( 四个小时 ),采得多的只有半麻袋 ,摘得少的,像刘淑兰他们,也只有两大巴掌所握的量吧。晚饭后,大家碰了一个头,明天再干先摸摸底、探看个虚实,哪里有树叶,我们就往哪里上;要不盲无目标满山跑,既累人、又不出活。第二天、第三天不错,我们每个人总算凑上三麻袋柞树叶,可以回吉林市了。我们来回都只能坐火车,而且乘火车只能坐“小运转”(一种便民站站停靠的班车),这个车停车时间长,什么东西都能带。问题是每人三个麻袋 ,份量不重 ,可由于体积大 ,不好搬运 ,又成了问题。最后决定:男同胞弄四个麻袋,女同胞弄两个麻袋。我们怕赶不上火车,提前三个小时往大黑山车站赶。还真不错,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时,我们赶到了。路不远,从大叉屯到大黑山站,只有五六里路程;平时只要四十分钟就能到达的路途,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到了车站,把两个女同志累的直叫爹和娘,男同志则说,这是什么活呀,有劲使不上。火车到站后,我们抢上两个车门,七手八脚总算把十八个麻袋推上了车箱。到了吉林站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出站口的工作人员不让我们出,说我们超量(体积)了。我跟他们说,是站前银行摘的柞对叶,搞代食的,希望照顾放行。那些人真开面,检完票都放行了。此时已是夜晚九点多钟,公共汽车都没有了,于是我们决定把十八个麻袋就扔在离车站只有 100多米的人民银行站前分理处的围墙之内,并告诉值班人员,明天一早哈达湾银行就派车来拉走。 
我们是辛辛苦苦地把柞树叶,从远郊的山村给弄回来了,可结果呢,十分之一都没用够, 就都扔到垃圾箱焚烧去了。我们能说什么呀 ,屯里人说得好:我们是磨道的驴— —听喝! 
这年春天,我们还在永吉县西阳乡大黑山东南的深山沟里,打火墙 、烧山 ,开了几块地的“ 小片荒 ”,秋后打了三四千斤玉米 ,每个职工都分得二三十斤,相当于一个月的粮食供应量,大家好不喜欢!1962年春节前,以扬继文、于振海为首的转业军人狩猎小组,更是凯旋而归,射杀一头大野猪和其他小猎物,在那年春节各个职工的餐桌上,虽没有山珍,但真正的野味,那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的困难局面,已经通过基层老百姓的生活,毫无遗漏地折射出来,但大家没有怨言——真的,困难算什么,比起先躯者的困难,也就算不得什么,而且,明天会更好的。大家有这个信心。 
日子逐渐好过,市面活跃了起来 , 粮食供应量没有增加 ,能买的东西多了许多;你可以花高价买些胡萝卜回来煮着吃,运气好还能买到地瓜,以补肚子的空缺,就是得多花钱 。他们有家有业的职工,情况比我们稍好,因为人口多,孩子小 ,在伙食的调剂上有着比我们大得多的空间。而我们这些独身户就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吃的困难仍然很大,没有调剂的余地。从那时起,也是被粮食紧缺给逼的,我们就运用银行和某些财会人员的关系,在不违反当时政策的情况下 ,解决一些副食品 。1962 年秋天 ,我们同室同志 , 也是原长春银行学校的同学 , 他们家给捎来一大绿棒瓶子豆油,满满一下约有三斤半。豆油是好东西,可也不能直接喝呀!这时我找到和我们地处一区,又和我们有业务关系的沙河子公社幸福大队会计刘凤岗同志。我开宗明义地说明我们的具体情况,求他想想办法给弄些吃的 。他故作姿态 ,说 :这事不好办哪 !我奉承地说:好办我还不找你呢,刘会计你也不用十分着急,能力就办,不能办咱们可不能犯错误 ,好 ,我听你的信儿!到这 ,他啥也没说,只是笑了一下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 ,他给我来了电话 : 汤同志,我给你批了三十斤大土豆种,三角钱一斤,马上来办!我立即找一个人给我打掌(替我顶班),自己到了幸福大队会计室,刘凤岗会计开票收款,最后在四里以外的七家子菜窖取回又大又光亮的三十斤土豆。有了土豆一切就好了办了,大马勺往火上一架,女同志宿舍出的白糖,于是掛浆土豆(为了省油搞的水掛)搞了出来,吃的大家嘴上甜、心里美。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七点钟就开始炖土豆,银行院子里有的是白菜帮子,选几片好的放在锅里,这一大马勺土豆炖白菜,上面黄蜡蜡地一层豆油,那个香味谁闻谁馋得都会掉哈喇子。这绝不言过其实,真的是人们在饮食上日积月累形成亏空 ,实在是太大了。以后 ,那位刘凤岗会计,还在 1962 年五一节前,主动以“破皮鸡蛋”为名,给我批了三斤来克享白皮鸡蛋。鸡蛋拿回来以后,我又主动归了宿舍大堆,“充公”了,于是同室那几个“ 跑腿子”(未成家的光棍)的,又滋润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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