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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论坛: 在文化变迁中把握中国人心理素质的演进



                                      在文化变迁中把握中国人心理素质的演进

                                                             作者:甘铁生

 毫无疑问,一个作家无论创作什么艺术品,审美视野在作品内表现得是否完美,能表明作家艺术之成就的大小。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所谓审美视野,我指的是美学追求或一般被别的作家、学者所说的“整体构思”、“设想”、 “预期”等等一类词儿。显然,一个作家在这些问题上缺乏追求,即使他真的写出名噪一时之作,也只能昙花一现,反之亦然。 那么,审美视野如何才能开阔起来?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有审美意识的修养呢?当然,美学名著是必读的,中国、外国、古代、今天的都要读。作家必竟不是美学专家,作家属于“君子善假于物”一类的人。他要吸收很多东西,甚至从天性上引起他厌恶或抗拒的东西。比如说:罪恶、黑暗、阴谋,他批判这些,但又必须了解这一切产生的历史和社会的根源。我这意思是说:作家要从美学专家那里获取见地、修养,使自己的艺术感觉日趋敏锐起来;同时,作家还要在其他方面都有涉猎,才能使作品内表现的审美视野不仅仅被局限在某位学者的框框内。须知,作家应当有气魄,象那些著名画家和大作家一样,写出让美学家研究的著述,而不是仅仅按照某派美学家的观点去表现什么。 这个途径在哪里呢?八五年第三期《外国文艺》上刊登了略萨与中国两位翻译工作者的谈话。当他回答一个问题时,介绍了一位作家:何塞•玛丽娅•阿格达斯,说他“是一位伟大作家”。他“熟悉秘鲁的两种文化世界:一是印第安人即克丘亚文化世界,一是西班牙也即西方文化世界。在他的著作中,整个世界上各种纷杂的关系都有体现”。略萨说他“十分尊敬这位作家。”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略萨多方面的素养。须知,一个屎蛋“作家”是说不出这种话的。从这句话中我们也能看到,略萨能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决非仅靠直觉感受,而是有着扎扎实实的文化修养的。 八五年以来,我国文学界一个崭新的现象出现了。一直在默默地注意研究文化的作家,终于发出了几篇小文专谈“文化”。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它表明一些作家已摆脱了盲目写作的状态,进入了把握时代、民族和环境的成熟阶段。毕竟研究文化能使作家扬弃那种仅仅符合某种宣传意旨的“使命”文学的思想方式,而是力争使自己站在历史文化的峰顶上纵览一切,这是作家们趋向深沉的标志。 然而这几篇小文竟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当然是好事。一方面说明文学思想活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某些弱点,这个弱点在于谈论文化的著者基本概念上的漏洞。例如:所谓“文化断裂带”、“寻根”意念上的含混,字里行间表现出把文化说成只含有“文艺”或“风俗”的小范畴之中的倾向……。只要民族存在,文化就不会出现断裂,尤其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君不见四大文明古国唯中国文化的根基久聚不散乎?“寻根”究竟意在何处?众多的人都从最积极的意义解释它。但作学问要求的是严谨,中国文化的根既然从未失,去寻什么?这种失落感从何而来?而且,寻了半天“根”,竟说“根”在《楚辞》。那么,甲骨文为天外来物?……当然,值得商榷的观点还很多。例如:说某某时期的人才代表吴越文化;而某某时期则不代表吴越文化,只有概念不清,才能如此说话;因为,是文化土壤孕育了这片土地生存的心态之果。 中国自一八四0年以来,多次产生了有关文化的论争。一位台湾学者殷海光指出:很多争论是由于概念不清引起的。这有部分道理,他罗列了古往今来的海内外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总的来讲,某民族的文化为这个民族生存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总和,风俗、文艺、制度、传统、战争、党派、宗教……等等,无不是文化的表现。因之,当作家谈论文化的时候,目光必然应当是宏大的,而不是封闭式的。一些人在论及文化时,非常奇怪地走向闭锁式的囚笼中去,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心理素质在本能地起作用。 中国文化正如一切生命一样有着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辉煌的古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艰难而缓慢地变迁着。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发生了剧变,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世界近代文明的冲击下表现了它的不适应性,表现了它保守和封闭的弱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都唯我独尊,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世界各国只能纳税称臣。一经感到威胁,便采取最便当的“闭关锁国”政策。恰好中国东绝大海,西阻高山,北边一马平川,便筑起万里长城切断往来自成一统。在文明古国的高枕上悠哉游哉。当西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之后,统治者惊慌失措,而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发现:根本问题出在中国文化上,于是出现了近代革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的功绩就在这里,他的文章表现出: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孕育出的心灵是阿Q式病态的,中华民族已到了危亡时刻;中国文化必须更新。于是他以不妥协的姿态,向以孔孟为主体、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展开了激战。 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社会频繁的动荡、战争、运动中,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简单举个例子:康有为决定不让大女儿康同薇依祖宗之法继续缠足,但却遭到亲友及社会上的反对。当时的人们认为妇女天足简直有悖天理,他们看到西洋女人居然不缠足,先是嘲笑曰:“大洋船脚”;后虽悟到女人可以不缠足,但祖宗章法是不能变的。康有为只好结集友人成立“不缠足会”。据资料记载:这个斗争居然进行了五十年!半个世纪!大约在康同薇死后,人们才认定妇女天足是对的。只从这一点上,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人心理结构的特点:拒收型的:即抗拒新事物的心理,是很有根基的。而“天地君亲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母在,不远游”,还有老百姓常说的口头禅“好在外不如赖在家”等等,都表现着中国人传统文化孕育的传统心理结构特点,小农经济、封闭式的、带有封建色彩的结构。美国人那种淘金狂热,普遍存在的冒险或进取的精神在东方人中较为少见。 但是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变,这种变化在今天尤其表现得在深度、广度和速度上超乎寻常。这说明中国社会大大地进步了。试想“文化大革命”之中或之前的中国人心理结构特点:“红海洋”、“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大标语,现代的电讯手段(指电视、无线电等)高速地传达“最高指示”(这确实比骑马传“圣旨”要神速得多)。违抗最高指示,哪怕只是有点不理解,其下场与违抗圣旨不会有什么不同。“五四”时期,教授能领导学生闹学潮,而“文化大革命”中,教授皆成“封资修”、“反动权威”。三十余年的再度闭关锁国中,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自以为仍处于“世界之中”的理论:我们是落后的经济,先进的思想。无数事例表明,中国封建文化的余波在“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一次排空巨浪,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封建的胎毒猛然爆发了一下,这终于成了一件大好事。人人都发现了“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反动,从而开始厌弃身边的或自己身上的封建余毒。中国文化的历史新进程不可抗拒地开始了,立体声双声道收录机迅速冲开中国人闭塞的耳膜。一时,传统的保守心理意识,终于节节败退到只能在睡梦中发出仇恨的酣声。 然而,对新事物的抗拒,对他人的思想行为任意约束的天皇老子似的意识,决不会轻而易举地消亡,因为孕育这种意识的封建文化源远而流长。可是,中国传统的抗拒型心理又始终有它可笑的虚伪性。例如,清末的上层官僚,一方面鄙夷洋人;可另一方面又视“自鸣钟”、“照相机”为稀世珍宝整日玩弄不忍释手。今天一些有抗拒型心理的人大约也不会例外,空调、录像、彩电、冰箱,专选外国名牌的往家里摆,甚至以在外国银行储存美元为荣。当今中国十亿之众,心理结构的变化更是丰富多彩。例如:中国历代王朝执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今日已初步打破。农民跑买卖、干企业、开厂房的多起来,这真可谓史无前例的事儿。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就已经对普遍存在的贫穷、落后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十分不耐烦。“四人帮”倒台后,随着对外开放,人们眼界也大开。于是从服装到精神面貌,从三餐的食品结构到坐卧起居的设施都不象从前那样,只要求简朴,而讲究的是“现代化”。于是四合院的小房间里充斥了沙发、席梦思、酒柜、塑料地毯,不读书的人都要放张写字台,这都属于文化在发生变化的表现。再有,如即使再闭塞的村落,姑娘们也萌动了自由恋爱的心思,以各种形式抗拒包办婚姻。城市的姑娘则要求个性更大的活动天地,化妆品和美容店成了最受欢迎的所在。中国人在“集体无意识”中抛弃了“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一切都是外国货好。从家用电器到机械产品,食品包装到儿童玩具,外国名著到不入流的外国录相片……甚至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已被某些商店神气十足的售货员拒收……(这里,我们不作道德评价,只是讲一讲中国人心理结构确实与以往不同了)。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逐渐沦为文化落后的大国以来,始终存在着传统心里结构与接受现代思潮的心理结构的反复冲突与较量,这个冲突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中国五千余年的古文明所塑造出的超稳心理结构,是那么顽固,以至不少曾是新文运动的先锋闯将的人,在其老年时,那种传统心理结构的死灰又在其心底复燃,以至于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每一个中国人都以亲身经历体验了封建主义文化反扑时所造成的灾难。在中国文化缓慢变迁的过程中,这种传统文化的回潮是有着深刻渊源的。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切肤地体察到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同时,也能使我们摆脱盲目乐观。 生活在起着变化,科学能够夺取月球,能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现代化的通讯设施能使地球缩小得如同一个村庄;但是人的心理结构的演进却非手术刀才能解决。那么,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如何呢?这是个难题。一次,我看一本论美国文学的评论时发现这么一句话:当他们抵达佛尔敦的时候,一切都打乱了,一切都重新安排了;人人都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敏感作家一直表现的主题。这句话使我为之一震,难道不应当这样吗?一个作家不知道本民族文化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有着怎样沿革和变迁,并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确定自己的想象,只是一味地搞些“宣传”,那该多么可悲! 这里所谈中国文化对现代文明适应不良,绝无统统排斥中国文化的意思;文化里包含有积极的成份和消极的成份。例如:当我们谈孔孟之道时,我们不能说它一无是处,它的仁爱成份多多少少还是与博爱相通的。而道家的超脱潇洒,也可成为欲长寿者的座右铭。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需要的是补充世界文化中的积极成份,这是个十分庞杂浩瀚的问题,是文化学者的课题,本文无法论列。 对于作家来讲,略萨的话则是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前面已谈到他在赞扬何塞•玛丽娅•阿格达斯时说的话,他熟悉“两种文化世界”,整个世界。“世界上各种纷杂的关系都有体现”。这实际上说出了拉丁美洲“爆炸文学”引起世界文学瞩目的关键。这些世界知名的作家,正如马尔克斯不止一次地说过的那样:作家的职责在于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遗忘的历史。有使命感的作家正是这样,他既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又了解世界文化,这样才能迎头赶超上去。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尚鲜为人知。但四十年代后,那里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作品。其原因在于,二十年代以来,流行于欧洲文坛的形形色色的流派强烈地影响他们,尤其是超现实主义。但追随现代派的结果是收效甚微。例如:卡彭铁尔在追随了一段后反省道:“我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的,我不会给这个运动增添任何光彩。我于是产生了反叛情绪,感到一种力图表现美洲大陆的热切愿望。”于是他在研究了超现实主义之后转回来研究拉丁美洲大陆,并终于把超现实主义梦寐以求的“神奇”效果,结合拉丁美洲神奇的文化给表现了出来。我以为,这就是作家了解两种文化的优秀典范。卡彭铁尔还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表明研究现代主义的成就:“对于我来说,超现实主义确实意义重大,它教会我观察我以前从未加注意的拉丁美洲的网络结构,即拉丁美洲生活的全貌,而这正是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处在……地域主义浪潮中所分辨不清的。” 当今,我们有些作家也有强调“风土”的趋向时,使自己也有陷入地域主义的可能,并认为,把地方性表现好了就能打进世界;于是根本不考察世界文化的先进范例。结果,他们写出的东西果然透着营养不良的样子。实际上,“五四”文学经验中最可贵的一点即在于那批新文化的闯将,无一不把目光放在当时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上。鲁迅不是说过吗?他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这么大影响,完全是介绍西欧文学太少的缘故。郭沫若从惠特曼那儿吸取灵感;巴金从屠格涅夫那儿借鉴经验;曹禺更是左右逢源。这种借鉴的结果,我国涌现了一批文学泰斗,我国新文学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三十余年来,我国大批判的矛头指向“封资修”,堵截了借鉴的途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唯“样板戏”独尊,以强制手段抹杀了“五四”的优秀文化传统。须知,从“五四”至今的六十余年中,世界文学确实从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果戈里、屠格涅夫等已进入尤涅斯库、福克纳、冯纳古特、马尔克斯阶段。六十余年中,世界作家们在文学的阶梯上又爬到了新的高度,这些新高度的学问在哪里?是需要研究和借鉴的。因此,很有必要强调“五四”时期的文化经验“广为介绍世界文化的精华,以补充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去。”这是使中国文学达到新水准的关键,这也是我们欣赏略萨那句话的原因。 一般作家都是这样,各有各的审美视野及追求,而且又往往以自己见解为最珍贵。然而,我不想这样。以上所谈,仅是自己的读书浅得和杂乱的笔记;因此,难免粗糙和浅薄,漏洞当然也很多。但我之所以斗胆讲出来,主要是想求得众多有学识的人的指正,以使我丰富和成熟起来,我希望听到批评。记得一次邓刚对我说:“作家谈理论可悲处在于谈得玄乎其玄,可一写出作品就毁喽。因为,往往出现眼高手低的现象。”确如此,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况且,所谈理论,未必属“乎上”呢!尽管如此吧,我们还是要研究文化问题,研究这片土壤上所结出的心灵果实。只有在这种研究中,我们的创作意识才会更加自觉起来。


(作者:《台声》杂志社编辑) 发表于《东方龙》1989年1月第一期(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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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出者为 Anonymous    贴出时间为 2007-05-15 23: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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